这倒也罢了，他“不阿权贵”名声在外，反正得罪的人海了去，且皆大义凛然，“师出有名”呀，人家顶多是暗地里给他下绊子，真不好站出来搞事情，关键是伊此举竟是恶心了当今官家。
崇宁帝信道，乃是狂热的道教信徒。常佶笃信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日是五月五日，道士认为不吉利，他就改称十月十日；他的生肖为狗，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他多次下诏搜访道书，设立经局，整理校勘道籍，崇宁二年编成的《崇宁万寿道藏》是第一部全部刊行的《道藏》。崇宁帝为了发展道教，不顾国家财力的匮乏而大兴宫观。神霄派便是此时形成的道教新派别，实际创始人是林灵素——“灵素，浙江温州人。少从浮屠，因苦其师笞骂，去为道士。”神霄派以常佶为“教主”，主张皇权、政权、神权合一。他采取崇道抑佛的国策，听信林灵素之言，将佛改为大觉金仙，僧人为德士，寺院改为宫观。并在道士的建议下修建艮岳，兴起花石纲。更甚的是，他自称“教主道君皇帝”，而且也喜欢别人称呼他为“道君”或“道君皇帝”。又耗费巨资，大动土木，兴建了很多宫观庙宇。还给神仙人物加封赐号，和制定道教节日。加封玉皇大帝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仁体道昊天玉皇上帝”，加封后土神为“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柢”，加封庄子为“微妙元通真君”，列子为“致虚观妙真君”。
呃，你李格非区区从五品翰林院侍讲学士，敢公然攻击皇帝的喜好？这是自我放逐还是自暴自弃？
此其二也。
还有极其关键的一点，他与“无祐党”关系极密。
理宗是一位锐意改革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王安石执政期间，为保障新法顺利推行，将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新法的旧党成员大部分排挤出朝廷。理宗去世后，十岁的英宗即位，年号“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一直不赞成新法，于是司马光等旧党重返朝廷，开始了废除新法、打击变法派的活动。司马光去世后，旧党内部因政见、学术思想不一而分化为以洛阳人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四川人苏轼为首的“蜀党”，以河北人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为首的“朔党”。各党之间势同水火，相互争吵攻击，使得党争愈演愈烈。
元祐八年高氏病逝，英宗亲政，年轻的皇帝早对高太后不满，决定改年号为“绍圣”，意思是要继承理宗的遗志，推行新法。他重新起用变法的章惇、蔡卞、曾布等人，恢复新法。同时，将旧党主要官员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等贬官流放，将韩维等三十人贬官，已去世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甚至被毁墓来追加惩罚。朝廷把元祐时期打击变法派的人称为“元祐党人”，定“元祐党籍”七十三人。
政和七年，英宗病逝，常佶即位，但大权在向太后手中。向太后是守旧派，变法派章惇、蔡卞、蔡京等人因此先后被贬，旧党成员又陆续回到朝廷。当年七月，常佶亲政，他在曾布的鼓动下决意继承理宗、英宗的变法事业，任用蔡京为相继续变法。
为了打击反对者，蔡京先把元祐和元符三年恢复旧法的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头上，立在文德殿门口。接着又划分所谓“正等”和“邪等”，把自己的党羽列为“正等”，异己列入“邪等”。去年，蔡京又把他定的“奸党”、“邪等”名单删除一部分后，定为“元祐党籍”，以司马光为首共三百零九人，其中除了旧党官员，也有章惇、曾布等变法派。然后他请皇帝亲自书写，刻石立在文德殿东墙，再由他本人抄写，令地方各州、府刻石立碑，昭示天下。
而李格非正是苏轼的学生，有深厚的师生之谊。
凡此种种，大抵便宣判了其“前程可期”。好在，前后二位王氏夫人对其助益良多，岳家底子厚来头硬，一个是状元、检校太师、安武军和彰德军节度使，一个执掌朝政十六载、时称“三旨相公”。余荫深深，倒是护得住他。
是以，十五载时光荏苒，他能升至侍讲学士，属实不易。
这其中与他好友资哲亦有干系，正是清溪先生在掌院任上力排众议荐举其升迁，否则……呵呵。
又譬如他这外派为江西乡试主考官，亦是资哲与辛弃疾力荐使然。资、辛二人再度出山，这点面子还是有的嘛。
冯过并不晓得此中关节利害，只昨日方知晓今科乡试主考官是李格非，诶，李清照的父亲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