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军作为“海寇”，攻入长江流域时当然是打着反抗朝廷海禁令的旗帜，且公然以海商身份要求与朝廷平起平坐，完全颠覆了自古以来的“士农工商”的传统。这种对传统的冲击在江南以及周边地区发酵之后，引起了大规模的**。
“奴变”就是在中华军席卷长江下游之后爆发性蔓延开来的。随后，新军在大明朝富庶的浙江爆发叛乱，也搅乱了浙北浙东的社会秩序，使得奴变等**蔓延到了浙江等地。
其实，由于中华军的行动所引起的民变，已经很早就出现了。十多年前，尹峰带着中华公司护卫队战船横扫福建沿海，就引起了福建沿海各县的多起“民变”，渔民、佃户乘机抗税抗捐。五、六年前，中华军夺占福建南部泉漳等地后，福建各地都出现了所谓的“奴变”、“佃变”，“奴变”的范围不大，毕竟福建有能力养大堆奴仆的家族极少。但是“佃变”则遍及福建各地，也就是佃户反抗地主要求减租减息。
尹峰当年听说了所谓佃变的消息后，好奇地派人去了解了一下，发现造反佃户还成了了农民组织，于是就很诧异地回想起了另一时空中近现代史的“大革命时期”。难道这个时代就已经有“农会”这样的组织了？
他让曾瑞亲自去调查了一下，发现“佃变”完全是福建的地主们自找的麻烦。福建宁化地主收租时,规定二十升为一桶,而实际上按大明度量衡制一桶是一十六升,大桶入小桶出，相沿为例百余年，一进一出之间,地主就增加了四分之一的地租。农民们又被迫缴纳冬牲、豆棵,实行送租至仓等旧例。福建地方山多地少，地主们无不各显神通,想尽量多收租。中华军攻占泉州、漳州一带后，兵锋曾经到过闽西等地，福建宁化县民黄通举旗造反，“连络数十乡为长关,用其豪者日千总,总各为部。通有急则传千总,千总传所部,不一日而千百人集矣。乡之丁壮,悉听其拨调”,他们自称为“田兵”，一度攻占了县城，曾经派人主动与尹峰的部队联系。
“田兵”之中有少量读过几天书的人参加，因此发布了不少半文半白的布告，曾瑞曾经拿了一些给尹峰看。
尹峰看了这些文告后，很有点时空混乱的感觉。
这些布告中的文字很容易看懂，换成某一时代的政治化语言来描述，大致意思就是：
“田兵”们自发掀起了减租减息和争取永佃权的斗争。农民领袖黄通提出废除每纳租谷一担加耗一斗的所谓“桶面”,废除“大桶入小桶出”的剥削政策。同时，农民们要求减少租额,一石止纳七八斗。这些革命政策得到佃户们的热烈响应，他们要夺回自己劳动果实，因此将把所有收租大桶烧毁，按照农民自己规定的标准确定地租上限以及收租度量衡。
在宁化等地佃农**影响下,附近州县的佃农也组织了田兵。瑞金县的何志源、沈士昌、范文贞等人,就仿照宁化县倡立田兵,旗帜号色皆书“八乡均佃”。
各种原先被大明王朝国家机器压抑在地下的民众诉求，在中华军打开的窗口面前，忽然间一下子暴露出来。只是中华军忙于扩张海外，尹峰也不是什么“革命者”，并不想在这个时代改变根本性的土地制度，在工业化还没开始的时代，也不可能搞这样的革命。因此，中华军一直以来没有很好地联系这些自发兴起的底层势力，只是在对方无法在大明统治区立足是接纳他们，然后转手作为移民装船出海。
到了江南战役开始后，尹峰才觉得有必要给大明王朝内部添堵，让大明朝廷不要老是想着针对“海寇”。于是，他宣布在闽南、海南、江南等地承认佃户的永佃权，并强行规定了佃租比率，并派出巡回法官在收租时督查。这一下触动了太多的即得利益阶层，但是蔓延各地的佃变又使地主们投鼠忌器，不敢动弹。否则，只要中华军鼓动大家动手抄家分田地,那些早就期待变天的泥腿子就会立刻挥舞锄头扑过来，把他们连皮带骨头全吃了。
徐鸿基担心这会使福建局势大乱，但尹峰告诉他说：中华军已经宣布要保护各地的合作者。在这个时候，无论如何，福建官绅士族的最大敌人是那些闹事的佃户农民。在抄家灭族和减租减息可以保留家产这两者之间做选择，只要脑子清醒的人都会选择后者。
当然，利令智昏的人不在少数，但是中华军本来的基础骨干就是海商、无地流民、渔民、疍户等，除曾家、韩家之外与福建本地地主无瓜葛，没有牵绊，靠得就是强悍的武力，可以放手大干一场。没有了大明王朝国家机器的保护，结果就是一些不合作的福建士绅大家族被抄家，不少大地主因此家道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