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咨皋碍于自己几起几落的身份和忠良之后的背景，不想也不肖于去掠夺老百姓。(顶点小说手打小说)他和他的新军“余姚团练营”还是有这个机会的；这一年内，他的部队已经多次被浙江布政司衙门、浙江都司以及江南总督征调去打海盗、山匪及抗租造反的农民。
其他明军部队都乘着出兵行军打仗的机会，伺机大捞一把。俞咨皋的新军并非没这么干过，只是俞咨皋最亲信的部队-亲卫营及炮兵营军纪尚可，在俞咨皋亲自督阵下，那些烧杀扰民的烂事做得比较少。
与俞咨皋的著名父亲俞大猷不一样，俞咨皋不是那种有着坚定意志的人，很容易受周边环境影响。他在中华军校学习期间，可以在讨伐倭国萨摩藩的战役中国身先士卒；而重回明朝军队体制下后，他从中华军校学到的理念处处碰壁、仕途起落不定。他如今由芜湖游击被升为浙江宁海卫副将，主管新军编练。俞咨皋自己觉得，这是他在大明体制下仕途官宦之路最后一次机会了。
他使尽全力经营自己这一支部队。这时他才发现，搞出这么一支以火器为主的精锐部队，触动了明朝军事体制的方方面面。如同当年的戚继光、俞大猷组建抗倭部队一样，俞咨皋必须在不完全打破明朝官场体制的基础上，创建出一套新的军队体系。
俞咨皋一开始就悲哀地发现：他必须同时建立一整套军工体系、后勤体系，以及士兵选拔体制、军官培训体制，同时编写一切关于火器的战术训练、操作规章具体到旗号信号传递体系，他都需要从零开始。而且，新军中一半人马是原明军体系选拔来得，带来了原先的明军体系中无纪律、无组织的一切弊病：士兵战技训练荒废、军官贪赃枉法、克扣军饷成风。他为了纠正这些毛病撤掉了一些军官，但是为了各方势力平衡关系，不得不招入一些带有余姚谢家等家族势力背景的人进入新军军官团。
俞咨皋毕竟得在明朝官场周旋，不可能也没能力对明朝的军事体制动手。因此他的新军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一直没有稳定的后勤和武器供应。而看到了新军相对丰厚的军饷，江南各个大家族还不断往内塞人。
加入新军的人多，并不就意味着俞咨皋手头可选择的人才多了。中国历来有个认识误区，以为人才和人口有个固定不变的比例关系，人口基数越大，人才就越多，于是历代帝王总是像篦头发似的想把全天下读书人都召集来参加科举考试，以为这样就能做到“野无遗贤”，但他们却忘了“刘项原来不读书”的古话，真正的开创性人才往往存在于人们的常规视野之外，他们不是谁能刻意培养出来的，更不是下功夫找就一定能得到的。
俞咨皋反而因此陷入到各种人事纠纷中去。谢家把新军当做自家的私军，一个劲往内塞人。
由中华军军校流传下来的严格军纪，一旦被执行到那些硬塞入军队的人头上，那些余姚谢家、江南富商大贾、士绅学士的家族就会过问，以断绝军饷供应为威胁，导致俞咨皋的军纪执行效果常常虎头蛇尾。
俞咨皋性格中软弱的特点此刻暴露无遗，他从自己的立场一步步后退，最后完全放弃了对那些有后台、有背景的新军军官的管束。
如今，新军成军数年，参与的战事基本是剿匪平乱一类小规模的战事，并没有机会显示出新军火器作战的优势，反而因为其军费远超其他明军部队几倍甚至十几倍，多次接到朝廷重臣的攻击。
徐光启任江南招抚使、南京总督的时候，主持新军编组训练，力主精选人才,训练新兵,还自愿担任练兵的工作。新军练兵衙门成立了一个月,徐光启在朝廷方面要人没人,要饷没饷,闲得没事干，后来,好容易靠江南士绅大家族募捐到军饷。在他支持下，俞咨皋淘汰了被塞入新军的老弱残兵,能够勉强充数的只有二千人,更说不上精选了。全靠了江南各个大家族支持，新军才达到如今的规模。
徐光启委托李之藻派门人张焘、孙学诗到广东秘密向澳门商人购买了红夷炮四尊，这是明朝朝廷首次向外国买大炮之举,其资金实际是徐光启个人出的。徐光启极力向朝廷进言：“今时务独有火器为第一义”“可以克敌制胜者,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但这四门炮买来运到新军大营后，没多久那些外籍炮师就被遣返了，而徐光启个人资金实在有限,也无力再去买炮了。
因此，此刻新军15000余人，其中炮营1000余人，像样的大炮就这四尊最早由徐光启购入的西洋大炮，其余的皆是明朝军营中常见的佛郎机一流的老式火炮。
徐光启北调京师入阁为大学士后，有人就公开要求完全解散这支部队，原因之一就是军中有西洋军事教官存在。何事外招远夷,贻忧内地,使之窥我虚实,熟我情形,更笑我天朝之无人也?”主张“罢止续取之差,以杜内衅。”徐光启随即针对此疏上言，极力分辨红夷（荷兰人）和澳夷（葡萄牙人）的不同，卢兆龙因反驳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