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只是个唱戏的弱女子，可从戏剧中受到了不少传统教育，早把爱国爱民的忠臣良将当作自己的楷模，老旦常扮演的慈母，一般都深明大义，那些义正词严的话语及唱词早烂熟于胸，最盼望能如同佘老太君一样挂帅领兵。
这日上演折子戏，她的《岳母刺字》在上半场，结束后，换妆早，憋不住一腔义愤，拦住最后出场的吴禄贞责问一番。
见对方正色相对却不严厉，她又鼓足勇气说：“演戏就是给人看的，大人来观看演出，是对我们的赏识，也是我们的荣幸。只是，你们千里迢迢出关，难道就是为看戏来的？”
不看戏到这里干什么？吴禄贞想回答，但又觉得她问得好！问话里面有深意啊。京城的名优名坤多了去。她的言外之意，是说我除了看戏不干别的事？这真太冤枉人了，吴禄贞愤愤不平。他们抵达之初，就接到前吉林将军的咨称：日人柴四郎的间岛远征队已经过江，到夹皮沟金矿的日本人也如同幽灵一般窥伺不息，正是柏文蔚报告的那些情况，已经引起外务部的注意。朝廷速召徐世昌密切注意界务情况，布置防御。
徐世昌一面派道元王崇文到金矿区，名为调查矿产，实则侦察日本人在那里的活动情况。同时致电吉林巡抚朱家宝，要他将中韩界务交涉旧案送奉天来备考，还请外务部命驻韩总领事选择熟悉边务的官员携带界图来侯用……
这些电文的拟稿、资料的摘录都是吴禄贞经办的，他边整理边提出了许多建议，但徐世昌并不采纳。正因为当时朝廷重臣都为吴禄贞讲话，又知他懂日文、通军事，才携带他来东北的。但他毕竟是西北才遣送回来的“准要犯”，差点被处决的人，又才与之共事，徐世昌并不了解也不信任他。
吴禄贞心中有数，但这些怎么能与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女子说？剧场门前即为当街通衢，车如流水马如龙，在众目睽睽之下，与一个时髦女子相对多时已经局促不安，于是想尽快结束这场对话。灵机一动，问：“请问小姐，您是……”
“我是中国人！”女子不想立即把姓名告诉他，脖子一犟，头一偏，还要说什么，但看见来了一个日本人，陡然色变，把下面要说的话咽回去了。
走来的日本人对她也视而不见，从侧面拍了拍吴禄贞的肩膀，用日语说：“绶卿兄，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你！”
吴禄贞回头一看，穿和服的人一双卧蚕眉，蓄着仁丹胡子，一双深沉的眼睛，情不自禁地惊叫起来：“宋……”
对方又对他拍一掌，这一掌更重，还是用日语说：“送一下贞村吧！吴兄。”
“呀，是贞村老弟呀，当然要送送你。”吴禄贞立即明白过来，握住来者的手，跟着身子就转向他。
来人是宋教仁，字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正是他们的同志。1904年春天同黄兴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他任副会长，策划于11月慈禧太后生日时在长沙发动武装起义，谁知事泄漏了，只身逃亡日本，先后在东京法政大学读书，后来又转早稻田大学了，他什么时候到东北来了？
余秀哪里知道，以为真是个日本人。心想：延吉还有救吗？朝廷派来的官员除了看戏还与日本人称兄道弟，不把东北卖掉才怪！于是愤然转身，进了剧场，从门洞里飘出一句雄浑苍凉的唱腔：“沙场征战太艰辛，哪一仗不死我杨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