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案在公众舆论中成了“好人被冤枉”、“司法不公”的典型案例，并被斥之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靶，其实主要是司法和执法部门一些作为引致的。
首先是本案的关键在于“彭于是否撞到了徐寿兰？又或者是两人是否发生碰撞？”，但这最关键的一点，警方却恰好丢失了事发时对双方的询问笔录，缺少了原始的直接证据支撑，其判决结果自然因此受到舆论质疑。
其次是一审判决中的判词，既然双方在此次是故中都没有过错，那就是意外了，那么作为无过错的彭于一方，为什么要承担40%的受害人损失，这不是很迷吗，也与社会普遍认知不一致，自是引发舆论哗然和公众批评。
最后是双方庭前和解协议中的保密条款，将整件事置于迷雾之中，公众再也没办法得知箇中详情，只能胡乱猜测，使得整件事随之偏向不好的一方。
还有司法部门对整件事的不敏感，也没有就整件事做好普法教育，也是一大败笔，因为从我之后对“彭于案”的了解，这件事如果普法教育到位，其实可以打消许多人认为的“随意扶助受害者容易被讹诈”的切身考虑。
因为“彭于案”最终是归于民事诉讼，民事案件的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也就是说，如果老人认为是扶他的人撞了自己，那么老人必须在法庭上证明自己提出的这一主张，而不是被起诉的“扶老人者”。
放到这个案件上，既然警方的口供原件没有了，徐寿兰又无法证明彭于撞倒自己，跟随彭于之后下车的人也没有人说得清楚事发经过，所以法院判决认为双方没有过错是合理的，不合理的只是赔付比例和金额，因此后来调解协议里面的一万元才比较合理，得到了彭于的认同。
而且我国司法从1996年就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就是香港TVB剧集里面经常提到的“合理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一方”，所以“彭于案”中，徐寿兰无法证实彭于将自己撞倒地上，依照当时情景，反而是徐寿兰冲过来撞在彭于身上，彭于因为身体素质较好没有倒下，徐寿兰由于反作用力倒在地上比较合理，甚至不排除地滑等原因造成徐寿兰跌倒的事实。
所以其实彭于在此案中没有过错是合理的判断，只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让其做出少许赔偿作为徐寿兰的安慰还是可以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