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泪
男孩子不可以在外人面前哭，母亲从小便这么教育他。
他是家中长子，是不被爷爷奶奶待见的幼子家中的第一个男丁。在母亲充满悲怆和怨恨的故事里，刻薄的奶奶并不待见幼子的婚姻，不必说祝福，更不必说帮助，落井下石是家常便饭，冷嘲热讽是一日三餐。没人能懂母亲的委屈，那是一个一无所依的女人在一个不属于她的家庭里只能一个人记下抗下的委屈，没人能懂的，即使后来长大成人的他也没能懂。
与父亲结婚第一年，十九岁的母亲生下了一个女孩。父亲眼睛里满是对姐姐降生的喜悦，于他而言，新生命的意义是他从此成为了一名父亲，成为了两个女人的依靠。母亲眼里除了喜悦，仿佛更多看见了躲在墙角恶狠狠地瞪着她的婆婆眼中的嘲讽。女孩在老人眼里似乎算不上完整的人，多么荒谬可笑的看法，以至于她们甚至忘了自己便是女子之身。
女孩降生只一月，口中生出又红又肿的疮，吃不下奶水，只一个劲儿地哭，哭得身体像烫熟的面条，软塌塌地蜷在母亲怀里，蹭着母亲的怀抱，悄咪咪地闭上了眼睛，结束了这趟人间的行程。母亲原以为孩子只是哭累了，睡着了，等奶水的香甜将她唤醒，她便又活泼地拱着嘬着母亲的**，吮吸瘦弱身体分泌出来的丰腴的乳汁。
但等了一个夜晚，没有等来如出生那一刻的嘹亮的啼哭。也没有等来好奇地蠕动，女孩儿便在母亲怀中死去了。父亲从母亲怀里接过孩子，粗糙的大手指婆娑着孩子冷白下去的脸，冷冰冰的，再没有一点生气，他仔细地将孩子手腕上的花椒树根削制而成小水滴用红绳重新系好，抱着死去的孩子走出了门外。他要将他的女儿，他的第一个孩子，送到另一个世界，哪怕她还没有感受过这个世界足够的美妙。母亲在床上，静静抚摸着为她满月准备的新衣裳，还有毛线织成的袜子，以及外婆为她绣的背带，呜咽地哼唱起了歌：
那个们小囡往南走啊
莫要回头看屋里头呀
今生今世不投生啊
苦了累了我小囡呀
下一生投胎好人家
富贵幸福一生人呐
……
这对刚成为父母的夫妻一下子便又回到了婚姻最开始的模样，那个孩子带给他们的快乐随同她的离去一并带走了，还留下了一段时间也无法淡化的失去的阵痛。当初有多快乐，现在就有多伤感。
母亲仿佛看到了婆婆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在讥笑她，嘲讽她生的不是男娃，嘲讽她连自己第一胎孩子都养不活，嘲讽她**上长了勾孩子喉咙的毒刺。如果明天村里流言四起，一定是那个裹着小脚、青紫色的嘴唇像荼毒了无数可怜人儿的老妇人闹腾的，一定是的。她至今仍然记得当初嫁进丈夫家中时，那个她将来要叫“妈”的婆婆，那个她将来会批上白色孝布服侍最后一程的妇人，是那样的阴辣狠毒。她的心一定是锅底的黑灰做的，到处是抹不干净的渣滓，叫人恶心。之前她听出嫁的姐妹说，好的婆婆像是另一个亲妈，巴不得将媳妇捧在手里；坏的婆婆像是一泡狗屎，巴不得将每个人搞得臭不忍闻，她才甘心。
算命的说，她一生要有两次婚姻。第一次时，隔壁村一个家中稍有条件的男人向她求了亲，父母都对那个男人十分满意，觉得他家里有钱，只是年纪大，生得有些丑，不是个正经忙慌的庄稼人，这些点点滴滴，她便看不上，所以最后没成。但在农村，有人求亲，就算是嫁了一次。
而在那一年的差不多时候，她未来的丈夫，正在经历另一段不尽相同的经历。他是家中幼子，三岁仍赤脚满地跑，十岁前没穿过正经的衣裤，都是捡哥哥们穿剩缝补过的。书也没读好，唯一留下来的故事就只是三年级时趁周末陪母亲去远嫁深山的姐姐家中做客，临了当晚在姐姐家歇脚，可第二日又有早课，母亲戏言有种就自个天不亮就跑回家，否则是上不了早课了。随口一说竟被年少的他听了去，五点过天摸摸亮就一路颠着破底的布鞋小跑回家，忘带钥匙，竟是撬了门锁拿到只有一支铅笔和一堆粗草纸的单布挎包，溜着小曲儿上了学去。为此没少挨母亲的责骂，毕竟一个门锁可得好几毛钱，不便宜。
三年级之后，学便上不成了，他和牛羊成了朋友。十五岁时，他便离了母亲，同父亲一起外出务工，许多年一直帮家中还债，也不知自己挣了多少，总之没存下几文钱。到了应当结婚的年纪，二姐夫介绍了自家堂妹给他认识，他也一度以为自己要结婚了，可是当他提着礼物上门拜访时，在外人面前一向和蔼的一双长辈像变了一副面孔，说的话个个像羊粪蛋子，膈应在他心口，又臭又硬。终于最后受不了侮辱，自觉地放弃了高攀的亲事。
遇到母亲时，父亲二十二，第二次求亲，母亲十八，第二次被求亲，都是第二次婚姻，像注定好的一样。母亲看不上父亲身上笨重的憨厚，看不上父亲其实并不好看的面容，也看不上他在父母面前木讷的羞涩，却不知道为什么稀里糊涂地点下了头。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坚毅感，一个可以撑起一个家庭的能力，他现在家中负债，他现在一无所有，他贫穷，他还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坏习惯，但是这个男人给她一种可以让她死心塌地跟着吃苦的感觉。这种感觉或许来自于他宽厚的肩膀，或许来自于他被太阳晒得煤黑的皮肤，或许来自于他咧起嘴来真诚的傻笑，她便是这样认定了一个男人，一个相守一生的男人。知道他家中没钱，她没问他要彩礼，只是对这个笨拙地同父母谈话的男人提了一个要求，攒钱给她买一台缝纫机，如果能做到，她就嫁他，做不到，他就不必上门了。
于是母亲便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台缝纫机，她踩着那台缝纫机给丈夫缝制了一套又一套浆过的衣裤，好些双刺花鞋垫，也给自己做了几双崭新的绣花鞋。后来她在这台缝纫机上给儿子缝了衣裤，给他们做了新衣，用这一台咯吱咯吱响的缝纫机织出了这个家庭几十年的成长。
但她忽略了一个大问题，一个家如果只有两个人，自然是只有两个人的矛盾，而一旦有其他的人掺杂进来，就变成了三个家庭的事。那个她最初还亲切地叫着妈的人，那个本应该和睦相处的人，从她进门的第一天就一直是冷着眼的，像一条翻了肚皮的白脸鱼，生冷的目光像是要从她身上抠下几两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