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对他们来说，治下的这些人的水平就是他们教育的结果，他们怎么可能把问题的先提条件设置成百姓是‘愚昧’的呢？
当然，话说回来，百姓本身不能说愚昧或者不愚昧，只能说是淳朴。当然，真正说起来，这两个名词并没有绝对的冲突。
可以说，百姓就是那个百姓，而真正决定他们是‘愚昧’还是‘淳朴’的乃是上位者。
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凶器是无罪的，有罪的是凶手。
很多时候，百姓可能就是这个工具，就像田乞的‘市国’，自下而上控制全国。
若是上位者心系百姓，万民同心，众志成城，那么必然是众人拾材火焰高，创造出辉煌璀璨的文明。
然而历史上，众多的上位者很少有达到这个高度的。一方面是上位者自己居心不良，另一方面也是广开民智这种事情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另一方面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智的开启，到了这个阶段，舍己为人，舍生取义的意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哪怕是上位者也都是为了自己的考虑，他们所做的开民智也是在维持自己的基础上所做的。
甚至说的不好听一点，他们是打着开民智的旗号在‘愚民’。
民智强，则国家强；民智弱，则民族亡。对于民智在国家振兴和民族崛起中的这种关键意义，
自从孔夫子提出“学而优则仕”以来，官僚集团就是一个智商较高的社会群体，社会精英主要集中在这里，似乎他们不是开民智的重点。
但是，权力既可能使人异化，也容易让思想僵化，利益的驱使更会让一些人变为社会正义和社会进步的反对者。在中国历代的社会变革中，多数官员受权利、地位的制约，总是站在社会改革的对立面，成为历史车轮呼啸前进的绊脚石。从一定意义上讲，历次改革的最大障碍，主要来源于守旧官僚这些既得利益的守护者。
戊戌变法以及商鞅变法以来的所有改革，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故而，当进行维新变革时，开官智就异乎寻常地重要。可以说，官智提高的程度，决定着改革的难易和深度。而且，受几千年中国小农社会的影响，官不仅被老百姓视为决定自己命运的“衣食父母”，而且是做人的榜样，奋斗的目标，道德的化身。官的思想和行为往往是百姓模仿的楷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官的一举一动，极大地影响着广大民众的走向、道德的归宿，乃至社会的风尚和价值观的形成。
在中国，官始终处于社会的核心地位。所以，开官智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定性功能。梁启超十分形象地讲：“官智开一寸，民智长一丈。”官智提高了，官场不断淘汰有碍先进文化的东西，中国民众素质的提高就大有希望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