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是这桌腿之论文祥略一沉吟，随即沉声道。
果然，知我者，博川也。恭亲王笑道，知林鲲宇者，亦博川也
他这个折子，最厉害的地方，便是以士农工商四民喻为国之桌腿，缺一不可，真是绝妙文字文祥道，那班书生，只怕又是辩驳不得了
上一次他那篇西国圣道考，便着实为难了这班人一回，彼等本不认同洋人为人，而洋人既遵圣道，则便不能讥以非类了。是故洋务办理，从此少了一大阻碍。恭亲王叹道，那时我还以为，文章立论能写到如此，已是极致了，不意今日他又更上了一层楼，把这士农工商的桎梏也给破了真真是天下奇才
是啊士农工商，排列有序，视商为贱业，古以有之，而欲兴商利民，非破除此等陈腐之见不可文祥道，而要破除成见，何其难也谁知他林鲲宇竟能如此吾等不如也
也难怪恭亲王和文祥感叹，这士农工商，商为最末的成见，实在是为难了他们太久。
事实上，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早期的西方也是一样：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对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象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里便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然而。指出士农工商为国之柱石的管仲，却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但也正是管仲变法中有四民分业，士农工商的话，颇为后世熟知。也引起了最大程度的误读的。
管仲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管子小匡中说：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则一直沿用到清朝。
而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的排序。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易遁卦中说：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逸周书程典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说：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