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尚志受处分没那么冤枉
赵尚志曾因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一直到其牺牲四十多年后才恢复党籍。也就是从赵恢复党籍后的八十年代起，有关赵尚志的传记和影视文学等便热了起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是对抗日英雄应有的褒奖，但其中又出现了无限拨高甚至随意杜撰的现象。
赵被开除出党，文献记载的，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33年初，由满州省委将其开除出党。1935年又撤销了这次决定，赵的党籍得以恢复。后两次其实可看作一次。1941年1月，赵被北满省委永远开除出党。后因周保中、冯仲云向省委写信，建议将决定中的永远二字取消，省委采纳了二人的建议。但这年年底，仍然是周保中，却又一次写信给省委，撤销了年初关于取消永远二字的建议，省委于1942年初再次开会，又一次永远开除了赵的党籍。直到1982年，才由黑龙江省委作出决定，恢复了赵的党籍。
现在网络上或地滩上乃至影视文学甚至正规出版的传记中，多数都说赵先后两次（我将后两次看成是一次）被开除出党都是因为制抵上级左的错误而受到的不公正处理，笔者对此绝难认同。
赵先后两次被开除出党，不是因制抵上级左的错误，而恰恰是赵犯有左的错误。
先说第一次，1932年，**历史上关于北方的革命斗争有一个错误的会议，史称“北方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极不协调的极左的错误路线。满州省委根据“北方会议”的指导方针，指示巴彦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这之后，“我们……与官兵关系逐渐疏远，他们都不愿接受我们的口号和行动方法，这主要因为当时群众只知抗日，不知‘苏维埃红军’是什么。就是说，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我们所提口号不同之故，因而我们同志再不能照旧在该部队里继续工作了……我们诚恳承认：这种分裂并不是群众与我们分裂，而是我们固守北方会议路线的口号所造成的分裂和失败，分裂和失败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但是在当时所有一切缺点中，‘左’倾政治口号，是为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北方会议的左倾路线，因为赵尚志同志的个人错误及其他人的错误，导致巴彦游击队的失败。”
这是写于四十年代初的对此事的总结。我认为这个总结是切合实际的。在当时没有编制政委的情况下，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就是该部队党的总代表，党的各级会议精神，也就是通过政治部主任向下贯彻执行的。赵作为政治部主任，对于推行北方会议在该部的执行，也就理所当然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在四十年代总结的巴彦游击队失败教训中，在将主要责任认定为北方会议的同时，也说到了赵尚志本人的错误，这并不冤枉。可现在的许多作品，却都倒打一耙，说赵是因为制抵北方会议的左倾错误路线而受到了处理，这就满拧了，整整拧了一百八十度了。
试想，在当时分散游击交通通信极不便利的情况下，如果赵真的想制抵北方会议的精神，他是完全能够以实际行动在该部队中进行制抵而不予理睬的。实际上，从后来赵对上级党特别是对后面将要说到的《六三指示信》的制抵情况看，他也具备这么作的性格。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巴彦游击队忠实地执行了北方会议的决定，从而导致了失败。说赵制抵了北方会议，从哪可以看出来呢？
第二次开除赵的党籍，加上了永远二字，表明此次赵的错误比前一次更加严重。归纳起来，赵所犯错误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拒不执行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六三指示信》，而一直坚持左倾关门主义的行动路线。
《六三指示信》是1935年6月3日由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东北党的指示，以书信的形式传到东北。指示信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政策，即实行全民反日统一战线，不分党派、阶级、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该信传达到东北各特委和县委之后，南满的杨靖宇、魏拯民是认真执行了的，吉东的周保中是认真执行了的，北满的李兆麟也是想认真执行的。在抗联主要领导人中，只有赵尚志对此指示信持坚决的否定态度。在违反上级指示成立北满省委的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上，由赵尚志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对《六三指示信》提出一系列的指责，把指示信中所说的保存实力曲解为不要我们打日本；把准备将来的更大战争和更大的事变，曲解为等待大事变；还说指示信叫我们把枪插起来等等。除此之外，在谈到如何对待日本人的归大屯、如何对待保甲制度、如何对待伪军、如何对待一般反日山林队等等，也都提出了与指示信内容完全相反的极左的意见。按说，一个党员，向组织坦诚提出个人的意见本是正常的，但赵不仅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在被省委否决并形成贯彻决议后，仍拒不执行，并以枪指挥党的反原则严令北满省委不许下发此信及省委的贯彻决议。所以在当时东北的四个省委中，也就只有北满省委因赵的威胁与阻挠没能够认真执行。
1938年，北满省委开会批评左倾关门主义问题时，就提出了赵仍然以实际行动拒绝执行《六三指示信》精神，而继续执行其“左”倾关门主义的事实。这次会议所列举的，主要有以下几点：提出“走狗军队法西斯化，集团部落的保甲长都是极端的反动分子”的“左”的口号；反对中央代表团关于将谢文东和李华堂的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第9军的指示；过多地用缴械的手段对待被我们收编的抗日山林队；歧视并分裂兄弟部队；以恐怖手段对待地方党组织；提出“不许敌人进入游击区一步，没收土地，实行平分”、“农民必须死守游击区内组织农民暴动等不切实际的斗争口号。对央代表团1935年6月3日的指示信站在左的立场上，持基本上否定的态度。
以上7条是否都存在，还值得商榷和有待进一步考证，比如第2条，就很令笔者惊诧，但基本事实特别是赵一贯坚持极左的作法是确实存在的。
第二个，是严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以武力凌驾于组织之上。赵率军主要活动于北满，故北满省委应是他的上级，但赵却经常用枪指挥党。比如下江特委，就因曾对第三军提出批评意见而遭赵的用刑威逼，以至瘫痪。即使北满省委，也要看赵的脸色。对于书记的人选，没有赵的同意是不可能干的下去的。赵对于与他搭档的政委（政治部主任）和与其共事的北满省委书记如李兆麟、冯仲云、金策等，是看作自己的走狗而要求其必须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李兆麟在与赵搭档时，为维护大局与团结，更多地采取了迁就与妥协的作法，以维护赵的威信，赵在多种场合对人说起李兆麟时，就一直说李是自己的忠实走狗。这点，李兆麟事后承认自己软弱，检讨了自己过去是以调和主义态度对待赵尚志的。不过，赵尚志听不得半点批评意见，是人所共知的。实际上，冯仲云、张兰生等比李兆麟更怕赵尚志，许多省委作出的决议，赵不同意，省委就没有谁敢往下执行。
赵在苏联被解除关押后回到东北，曾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下达命令，可这司令是谁任命的呢？却不知道了。有的是苏联人任命的，这就是笑话了。东北抗联的人事一直受北满、吉东、南满等几个省委的任命，因为想与央联系而又联系不上，对上则一直听命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何曾听过苏联人的任命？生性倔强的赵尚志更是绝对不苏联人的什么任命。但不知到底是怎么的，他却真的就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下命令了。先是签署了一道第第三路军这一组织，要求李兆麟将一切权力交出。后又以通令的形式命令属于周保中第第7军均须接受他的领导。好家伙！幸亏杨靖宇的第一路军远在南满，不然又不知他要如何处置呢。东北抗日联军之划分为3个路军是在1936年由驻莫斯科的央代表团的决定，就这么让赵以谁也不承认的总司令名义轻率地给改组了。当然他这命令并没有贯彻下去，没能造成事实，如果真的传达到部队的话，会引起多大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更有甚者，赵还可以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明文要求组建松江省委的指示和建议的省委书记人选于不顾，竟自下令组织北满临时省委，并另行指定书记人选。在特别强调党指挥枪的**军队中，敢于象赵尚志这样干的，很难找到第二人。
第三个，是赵动辄以非常手段处理党内矛盾，突出表现为他对党内同志的扩大肃反与滥杀。赵曾公然宣称，谁反对我赵尚志谁就是汉奸。就因为这个原因，包括冯仲云、张兰生、金策和李兆麟等，在与赵配合工作时，都胆战心惊，百般迁让，以至到后来在党内民主生活中都不得不承认在与赵的关系处理上表现出无原则的软弱，因为他们都怕赵的肃奸，怕赵杀他们的头。在赵率三军与四军联合作战时，就因为看中了四军一个主力团的精良装备，便毫无道理地将该团以武力缴械，并将团长苏衍臣杀死。四军军长李延禄为避免党内武装自相残杀，也只有连夜转移部队，退避三舍，忍痛求全。如果李延禄也采取和赵一样的作法，那不知会酿成怎样的后果。19第六军军长戴洪滨、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率领100来人的队伍返回东北，但不到10天，赵就将在苏联关押期间与自己有过争吵的祁致中无端杀死，令许多将领为之胆寒。这期间，赵还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高禹民、金策、许亨植、张兰生等来他的总司令部开会，而这几个人，却早已进入他的肃反名册。赵命令部下，这几个人如果不到会，可采取强迫手段使之到会，“首先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其次是李兆麟、冯仲云等人”。当然，最终没有人来，也没有人敢来，就连受命要将上述几个奸细强行带来的戴洪滨，也再不敢回来了，这肃反锄奸的工作也就没能实施，不然，东北抗联的历史将会怎么写下去，真不敢想象了。
不理解为什么赵尚志要怀疑那么多的同志为奸细，这显然让他越来越走向孤立。在北满省委第10次党委会上，就列举了赵“说李兆麟、冯仲云、周保中等是日寇奸细；张兰生、许亨植、金策都有奸细嫌疑，北满是有系统的奸细组织”，说“38、39年没有越境或没有溃散的北满抗日部队都有奸细关系”，以及“企图捕杀冯仲云、高禹民、李兆麟、许亨植、张兰生、金策等……”
当然，这个决议中的许多用语，比如“**行为是有一贯的历史根源的”，比如“猖狂地要反对党的整个组织”等，今天看来，是不切实际的，是明显定性过重了。但赵认为周、李、冯、张、许、金等当时几乎全部的北满省委要员及活动于北满的抗联主要将领都是日寇奸细的作为，则是不争的事实。
就是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在经过北满省委从冯仲云，到张兰生，到金策共三届班子历时四年多的反复会议准备后，1940年1月，**北满省委作出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
又一次失去党籍的赵尚志感到了孤独与无助。在这时，恰恰是被他称作首恶的“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周一面向北满省委去信，请求对赵尚志不要在开除党籍的前面加上“永远”二字，以能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一面和赵尚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对赵尚志提出了许多诚恳的但又是严肃的批评。赵尚志向周做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周又向北满省委提议，请求赵尚志到第二路军担任副总指挥，以求继续发挥其军事才能。北满省委同意了上述意见。第二路军任副总指挥。
但没过多久，已是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的赵尚志又将主要精力用于内部肃奸，弄的第二路军人心惶惶。1941年11月，指挥部直属部队总结全年工作，召开了直属队党员大会，形成了“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直属部队党员会议草案”，而这其中，就有要求上级党“迅速对赵尚志加以审判，并要求与以严厉的处置”的决议。不过周保中仍然表现的很宽容。他向上级党提出了两个想法，一个是要赵尚志离开第二路军，并把赵尚志再送到苏联去；一个是撤回在1940年春他给北满省委的信中所提出的不要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请求。到苏联之后，李兆麟和周保中都坚决不同意赵尚志到抗联人员的集训所在地——北野营，而要求苏联将他送到农庄或工厂中去接受群众的教育。于是，孤独悲壮的赵尚志最终被排斥在党组织与抗联这个大家庭之外。
以上就是赵两次被开除党籍的大致经过。基于此，我坚决地不同意目前许多关于赵尚志的作品中说赵是受到左的路线迫害的说法，不同意赵是因为制抵左的错误路线而蒙冤的说法。
对于1982年恢复赵的党籍，我认为是正确的。但不能因为这次恢复赵的党籍是正确的，便否定原来开除赵党籍的决定。赵两次被开除党籍，特别是最后一次被开除党籍，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往最坏处说也只能算是处分过重。如果非要为了拨高赵而说其被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决定，那么，在开除赵的党籍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金策、张兰生、冯仲云、李兆麟、周保中等，又该作何评价呢？
因为现在的时尚是人们都讨厌左的东西而宁愿靠右一些，于是有些人杜撰**历史上的人物，要是喜爱他，就说他是反左而靠右的。大概许多人感觉赵先后那么多次被开除党籍，又在其牺牲后那么多年才给予恢复，因此为他抱不平，因而就产生对他的同情和喜爱，所以许多影视文学等就主观地把赵描写成了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描写成了反对极左错误路线的英雄。其实正相反，赵的几次受到党纪处分恰恰主要是因为他的极左。这大概会令许多习惯于想当然的地滩文学作家很失望。
我从不否认赵尚志作为民族英雄应该值得永远歌颂与纪念，我也承认赵是忠于革命一心向党始终不渝的，这从他两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表现上是充分地说明了的，在他几次被开除党籍后所表现出的痛苦和不懈追求上是可以认定的。我还承认赵是百折不挠地坚持抗日的，在第三军，在松花江上游的珠河、宾县，到松花江下游的罗北、绥滨；在松花江南岸的依兰、勃利，到北岸的庆城、木兰、海伦等20多个县境之内，曾给日寇以重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自1938年后，赵受到了一系列的挫折。这一系列的挫折之所以产生，有大环境的其他的原因，也与赵本人性格上的缺点不无关系，与他本人在党性原则上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不无关系。但不管怎么说，赵是将一腔热血洒在了为祖国求生存为民族争尊严的抗日战场上的，在被日寇俘虏后表现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最后壮烈殉国，这都是永远值得我们敬仰的。
为贤者讳我是赞成的，赵当之无愧称得上贤者。上面所说的存在于赵身上的缺点，本来应该讳去不说的。我之所以要说，是看不惯那些将污点硬说成是亮点的胡编乱造，是看不惯那种将极左硬说成是反左的是非颠倒。因为这样做，是对历史的极端不负责任，对于塑造赵尚志的英雄形象也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民**史辩讹之十
护国三杰抑扬太过了
所谓护国三杰，系指护国战争暴发时组建的三个军的总司令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三人。
三人是留日士官同学，按留学先后，则蔡为三期，唐、李为六期；按兵科，则唐习步兵，蔡习骑兵，李习炮兵；按年龄，则蔡、李同庚，唐小一岁；按革命生涯，则蔡曾领导云南重九起义，李曾首启二次革命战端，唐革命经历不如蔡、李，但亦曾随蔡参加革命，并继蔡为第二任滇督。
护国战争暴发时，三人各掌一军，唐继尧以都督兼长第三军坐镇云南，蔡锷领第一军北伐川黔，李列钧率第二军东征粤桂，护国战争大幕由此拉开，三杰之说也由此奠定。
关于三杰排位，李烈钧居唐、蔡之后，这似乎从始至终没有不同说法。所不妥者，是唐、蔡二人谁应居首的问题。
按说这个话题是至少七八十年前的老话题了，而且早已在当时便已经说清楚了。但不幸的是，由于那个特别能振奋人们谈欲的小凤仙的影响，又由于靠绯闻成名一点也不亚于的歪曲。让许多观众一说到护国战争就只联想到蔡锷，久而久之就在普通观众心中形成以蔡锷为主发动并领导护国战争的错觉。这是极不公平的。
首先，蔡锷不是护国战争的主要发动者。蔡是坚决反对帝制的，但由于其身在北京袁之幕府，与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军方没能够取得及时的有效的联系，从而也就谈不上什么主要的发动者了。为什么呢？从蔡的角度看，他虽然曾经受到袁的重视，但袁是有如曹操般机警的一代奸雄，对于南方籍的蔡锷仍然存在着戒心，使他时时处处受袁的监视，并无通信自由，也就无法与掌有兵符的云南军方取得便利的联系。滇督唐继尧虽是蔡一手提拨，但由于唐在袁的称帝行为中也是故做姿态表示劝进，让已离开云南三年之久的蔡锷也摸不清唐的真实思想，也就更不敢冒然联系，即使偶尔遣人传信，也难能推心置腹。从云南军方的角度看呢，蔡故然是滇军的缔造者，在广大滇军将士中有着极其深远的威信，但有几点原因却让滇军的中上层与蔡的联系受到限制。一个是也如蔡不知唐的底细一样，云南军方对于这个整天出入于八大胡同非嫖即赌并在袁称帝的劝进书上率先签名的老长官也是一样的不摸其底。再一个，是蔡在民国二年后，思想上行动上都有了令人心寒的倒退。他先是借口倡导军队国家化反对党争而极力反对国民党，后又自食其军人不入党的声言加入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特别是在国民党用武力反抗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蔡坚定地站在袁世凯一边，对二次革命不仅口诛笔伐，并在对南用兵上帮助袁军出谋划策。所有这一切，使差不多都是国民党员的唐继尧等滇军将领与蔡在政治上已经形成了对立。还有第三个，即在蔡离滇赴京并推唐继尧继任滇督后，唐为了消除蔡的影响巩固自己的威信，已将原来全由蔡一手提拨的中高级将领尽数调换。到护国战争暴发之前，所有执掌重兵的将领已全是由唐一手栽培。这些人，虽然对蔡仍存怀念，但碍于唐的猜忌，也不敢与蔡表示亲密，何况与蔡也联系不上。所有这一切主观的客观的原因加起来，使得云南军民秘密酝酿的反袁护国战争在最初最关键的前三次会议进行中，蔡不仅未参与，也根本不知情，也就谈不上主要的发动者了。
其次，唐继尧在护国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应在蔡锷之上。
多年以来，一说到护国战争，要么就只说蔡不说唐，要么就先说蔡后说唐，反正很少看到先说唐后说蔡的，更少见只说唐不说蔡的。这是不公正的。
从蔡、唐二人对于发动战争所起的作用上看，唐比蔡更关键。当时，蔡已离开云南三年，滇军虽俱是蔡之旧部，但此时云南的决策者却是唐继尧，而且在蔡离滇后，唐已将统兵将领全换成了自己的人，经过了三年的经营，唐在云南的统治根基已经夯实，举足轻重。没有唐的表态，发动这样一场全由滇军做主力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这么说吧，只要唐想打，即使蔡不南来，战争仍然会按照既定的方针打响，只是缺少了蔡锷这名能战之将，在军事打击上可能未必能够象后来蔡挥军北指时那般顺利；但如果唐不愿意打，不管谁再怎么想打，那对战争的发动造成的影响就会相当严重。当然以彼时云南乃至整个南方民众的革命情绪来看，战争迟早是要暴发的，但暴发的时间可能就会推迟，滇军内部可能就会出现掣肘甚至出现流血，战争的进程可能就会受阻，战争的结果可能就会出现许多今天无法预测的情况。所以说，以当时蔡、唐二人的地位来看，虽然说缺了谁讨袁战争也同样要暴发，但缺了唐比缺了蔡显然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从二人在护的地位上看，唐也高于蔡。当时唐任都督兼军总司令，而蔡则专任军总司令，那么都督大呢？还是军司令大呢？无疑是都督比军司令大，因为护国各军都得受都督节制的。在确定谁出征谁坐镇时，蔡、唐二人相互谦让，唐初意是要蔡坐镇而由他率军出征，但蔡则坚意要唐坐镇自己出征。就为这事，蔡、唐二人争执了三天时间，留下传诵至今的一段佳话，从此也可看出哪个大哪个小了。当然也许官大官小并不是衡量贡献大小的唯一标准，但对比蔡、唐二人当时的情况来说，这又是一个无法忽略的标准。
如果说蔡的贡献最大，最大之处就在于第一军的战绩了。在北伐征川的主战场上，第一军仅以6000余兵力，竟然让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几倍于已的北洋军连连败北，这故然有民心对士气的影响，但蔡锷卓越的军事指挥天才在战争中淋漓尽致的发挥，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
但一场战争并不等于一次或几次战役，综合而论，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唐继尧的排名断断不应在蔡锷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