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大定建国后就取消了这一规定，不允许将铜铁等矿产资源换与马匹。而这个时候茶的重要性则凸显，在大定与西宁的战争的停战协议中就能看出，西宁向大定称臣，而大定向西宁送去大量的茶叶、布匹、丝绸等等。
对于游牧民族，他们天生吃的油腻，对健康有很大的危害，而且整个人身上会散发出一种气味。并且在日常生活中，食肉过多的话，会造成头昏脑胀，喝点茶水就能够去除油腻。是以，中原地区的茶被少数民族所热衷，甚至将茶奉为圣水，而中原地区的统治者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渐渐的形成了用茶叶换取马匹的定律。
马克思说：“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世人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而茶马走私的利润何止百分之三百，“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意思是，官府控制并垄断了茶马互市，并制定茶马比价，不以边区民族诉求和马匹、茶叶的实际价格为转移。这样一来，大定朝廷能更好地控制西部、北部边区民族，且能从贩易茶叶中规取厚利。然而做生意，价格都是可以商量的，边境人民世代交好，这也使茶马走私具有了很大的获利空间，高额利润驱使着人们纷纷参与茶马走私。
官营茶马比价，有助于保障官营茶马贸易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确保大定的战马来源。然而这项制度却具有一定性和强制性，面对茶叶价格大幅下降或马匹价格抬升时缺乏灵活性，使边区民族需要找寻比官营茶马比价更合理的茶马比价，给茶马走私带来了巨大的获利空间，更给大定官营茶马互市造成了巨大冲击。再加上西部、北部边区民族对官营互市的抵制和不满，最终造成了茶马走私。
冯过揉了揉脑门，此事要想解决难度太大，非止是棘手哪。
在他看来，茶马互市垄断市场的主宰者必然是官方，在官营的管理下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为了掌控住经营权，官府颁布了茶禁条例。希望能用法律的绳子来牵制住私营的牛鼻子，可是天网恢恢，金子诱人。首先，茶马互市最早起源私营，遍布在大江南北的私贩子，零零落落。一时半会儿是难以管理的，其次，重金之下必有勇者，在高利润的诱惑下也要去铤而走险私下交易。所以在此时期茶马互市走私情况混乱不堪。
即便是官府三令五申，禁止私下茶马交易。可还是没有金钱的魅力大，全国上上下下，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加入到走私的队伍之中。而走私的茶叶供应地主要是川贵地区，马匹多是来自西部地区。走私活动是利弊兼之，一方面，加快了西南茶叶商品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难以满足大定朝廷对战马的需求，但是也加剧了官员的懒散，制约着官营茶马互市的发展，因此官府加大力度的约束私自交易。但是，一些朝廷官员的懈怠，走私局面无法控制。
为了打击茶马走私问题，朝廷出台诸多相关律法。
私茶法的主要内容是禁止茶农与商人进行私自交易，同时防止官员滥用权力来私贩，并且鼓励民间举报私茶；贴射法的主要内容是明确规定商人应该在官员的主持下进行交易。而有趣的是，最容易出现茶叶走私活动的环节，也正是这个环节，因为商人可以选择避过官府，私自上山寻找茶农进行买卖，最终走私出境。
除此之外，朝廷还推出了茶饮政策。通过要求商人卖引、验引、批引、缴引对商人的贸易活动达到控制的目的。茶引、也就是相当于获得买卖许可的一个证书。如果有商人私下里找茶农进行买茶私贩，或者说交易量超出茶引中规范的交易数量，又或者是根本没有茶引而进行茶叶买卖都属于贩卖私茶罪，这种罪行与贩卖私盐是同罪的。进行全面控制，如果商人私自出山买茶兴贩、多余夹带或无引贩茶叶，即属于贩卖私茶，与贩卖私盐同罪。走私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不仅要进行大量的财产赔款，更有可能会被流放两千里。而那些隐匿商人走私的人，则以连坐罪处罚。
如果私自贩卖被抓到，轻者会被徒刑重者则是连坐，如是知情不报者，会被流放二千里，并且罚款数万。为了控制住马匹的走私，朝廷也出台了严格的法律和惩罚措施：根据倒卖的马匹数量多少，对其进行杖棍法处置，其马纳官，以半价给告事人。
比如说咸平五年，审刑院就对秦州私贩马制定了严格惩罚措施：“一匹杖一百，十匹徒一年，二十匹加一等，三十匹奏裁，其马纳官，以半价给告事人。”
为了应对茶马私贩，朝廷还设立了都大提举茶马司专理茶马，由皇帝亲自负责。
但凡此种种举措，茶马走私仍是成了顽疾，屡禁不止，现而今更是泛滥难禁，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朝廷让各部衙上策论，也算是无奈之下的“集思广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