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冯过看来，茶马走私局面如此混乱，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刑法太轻，制度不严谨，对参与茶马走私的官吏和执法军的处置力度不够，这些人虽令不从，宁愿受棍棒之苦，冒着被革职的风险也会铤而走险。因为走私茶马获得利润太大。所以，这样的刑罚无任何效果。
另一方面，即便官府做到有申严茶禁立法，可是对商贩还是没有效果。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私自贩卖问题是与茶马互市相伴而生的。商贩在官府管的严格时会规规矩矩的，一旦放松警惕时，面对高额利润的诱惑，再加上茶马供不应求，让茶马互市走私活动又卷土重来。因此，各茶马司积压大量茶叶，缺乏马来易的现象一直存在。
“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大定对走私活动不是不重视，不是没给私自贩卖茶马的人颜色看看，可最后还是白费力气，走私现象依然屡见不鲜。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官府独自徘徊是走不远的，只有发挥市场作用，关键是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只有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关键是让这只手把握好自己该做的，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而不是横插一手，只有让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辅相成，才是见效之策！
前世，冯过翻阅过相关资料。宋朝的历史地位，在很多教科书中给人的印象就是“积贫积弱”，彷佛这就是宋朝历史的全部。然事实并非如此，陈寅恪先生曾言：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其实，纵观中国古代，在民富、民乐方面，没有一个朝代可以和宋代相比。真宗朝宰相王旦就指出：“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简单来讲：宋朝是一个马力强大的发动机，所谓“积贫积弱”的印象，只是文化输出出现了问题，且军事实力确是不强。
统治者对将官的压制进一步加剧，文臣完全控制了军队的指挥权，武将则受沦为其副贰。“以文驭武”、“重文轻武”之风达到了顶峰。武将受到统治集团的无端猜忌和百般防范，使他们不得不苟且偷安，求得自保。王德用一生中曾两度入主枢密院，又因文臣的猜忌和攻击两出枢密院。狄青的遭遇更为悲惨。他在抵御西夏和平定南疆侬智高叛乱的战场上是所向披靡、功勋卓著的将领;但在政界却成为文官集团排挤和打击的对象，既缺乏应有的地位，也难以施展抱负。最终，狄青被贬出朝，抑郁而死。武将的社会地位跌至历史的冰点。
由于将官的无权、畏权，无力治军，兵将关系松散，以及朝廷任将喜好庸才，特别是统治者对无能将官的惩办不力，姑息放纵，难以起到惩上以御下的警示作用，这些原因都使得到北宋军事实力上出现“将懦兵骄惰”的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北宋军队的战斗力，一直处于军事劣势，被动挨打。直至北宋末年，将官不但不能训练军队，而且管理也极为松弛，及至宋钦宗，出现“靖康耻”惨剧。
时下之大定几乎就是那个时空北宋的翻版，貌似繁荣昌盛，实则内忧外患沉疴难去，茶马走私只是其中一个难以根治的顽疾。
解决？除非收回燕云十六州。
冯过沉吟良久，提笔写下：
“国之大政在戎，戎之大政在马。盖制戎狄之道，我国榷茶，本资易马，以备国用。此贤于数万甲兵矣，乃制西番以控北虏之上策……”
他建议，西北大量屯田军队深入高原进行茶马互市，具体操作是“四川、陕西都、布二司各委任堂上官管运。四川军民运赴陕西接界去处，交予陕西军夫，转运各茶马司交收。”所有的贸易必须得持有军队颁发的金牌，否则被抓到就按走私处理。
为了严防私茶贩运，立法必严，违法必究，譬如，“凡贩私茶者同私盐法论罪，杖一百，徙三年，茶货、车船，并须入官。”“若有私茶出境，拿获到官，定将犯人与本处不用心把关头目，俱各凌迟处死，家迁化外，货物入官。”“边关将吏纵容兄弟子侄伴当兴贩及守备、把关巡捕知情故纵者，均降级，有赃者从重论处，失察者亦照常发落，若自出资兴贩及通番者发边卫充军。”
他又建议正式引进民间商业，实行官督商运，具体为茶商在官府限额购买“引票”，茶商凭“引票”在朝廷指定的产茶区收购茶叶，然后按规定装袋，运送到指定的茶马司。在完成朝廷制定的计划后，茶商可额外携带限额的一半茶叶，自行运送销售，所得利润归自己所有。具体可规定每张“引票”可购正茶一百斤，附带损耗茶十斤，称为“附茶”，共计一百一十斤。
如此可减少茶商的反弹，或可使尔等妥协。
另外，可施行巡茶制。
地方官员和执法军官可以依据自己查获的私茶数量来取得官阶的晋升和相应的奖励。比方说，一名官员要是能够查获三百斤以上的时差，他就可以升半年的名次，要是可以查货八百斤的私茶，就可以奖励免试资格。而且成功机拿走私犯罪活动的官员，每年可以收到一百五十石的俸禄，并且有田地三顷五十亩的额外奖励。
这样的奖励政策下应当是有效果的。
首先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可以调动官员打击茶叶走私犯罪活动的积极性，同时它可以有效改善地方官员和执法军官在查码走私问题上的不作为行为。总而言之这对提高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行政效率和打击茶叶走私犯罪活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可一定程度上遏制走私活动屡禁不止的现象。
诸如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