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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章 汴水风流(1 / 2)

鼎定河山 品涩居士 更新时间 2022-11-04

 京城大,居不易。

大定建国至今,全国房价平均上涨约三十倍,汴京城尤甚。

现任官员除了一套自住外,禁止在京城购买第二套住房。

公务员只准有一套自住房,想多买几套?那就别当官了。

汴京城内的土地买卖,不得私人交易,必须由开封府派出专人,先公示再拍卖,价高者得。

每一次“土拍”都是万人空巷,场面极其火爆,喊价者此起彼伏,以致汴京城内,地王频出。而购得土地者,媒婆立刻蜂拥而至,几能踏破门槛。

由于房价上涨过快,以至在京官员大多数都买不起房,很多官员一大家子只能在汴京城里租房住。

这哪能行呢,大定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国家精英们却只能蜗居在汴京城的穷巷陋室里,实是有损朝廷颜面。于是不知哪个人才,就想出来个“廉租房”制度,用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价格,将朝廷管理的房屋类国有资产,低价出租给官员们。

这项政策发展到后来,不仅官员能租,一般百姓也能申请了,算得上大定一项极大的善政。

据统计,此时汴京店宅务管理和出租的房屋多达一万七千余套,规模之大,令人咂舌。

但尽管大定君臣绞尽脑汁,出台了如此众多的房地产调控措施,依然无法遏制房价上涨。

欧阳修官至“知谏院兼判登闻鼓院”,还是只能在开封租房子住,而且房子非常简陋,他曾写诗发牢骚:“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墙壁豁四达,幸家无贮储。”这套破旧的古屋,每逢下大雨就浸水。

苏辙被贬谪到广东龙川县时,买了一套房子十间房,花了大约五十贯。他嫁女儿没钱给嫁妆,一狠心将汴京城的自住房卖了,得钱九千四百贯,即九百四十万钱。而当时汴京城内的一般住宅,售价五六千贯不等,如果是大宅,基本上得两万贯起步。

他为了当大定好岳父,卖了汴京城里的宅子,面子保住了,里子却没了,只好一直住在朝廷给的“廉租房”里。

他的哥哥苏轼门下有四弟子:秦观、张耒、黄庭坚、晁补之,人称“苏门四学士”,他们都在汴京租房子,其中晁补之与张耒同居馆职,同在城南僦舍,毗邻而居,两人经常诗酒唱酬,后来张耒在一首送给晁补之的诗中回忆说:“昔者与兄城南邻,未省一日不相亲。谁令僦舍得契阔,此事我每愧古人。”想起只能在出租屋招待朋友,诗人心中不免有些惭愧。

还有一位叫作穆修的小官,也曾给朋友写信发牢骚:“半年住京,延伺一命,虽室有十钱之物,亦尽为薪米、屋直之费。”每个月都要为房租发愁,日子过得比今日的“房奴”好不了多少。与穆修同病相怜的还有一位叫作章伯镇的京官,他说:“任京有两般日月:望月初,请料钱,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看样子这位章大人还是一名“月光族”。

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熏戚世家,居无隙地。

冯家购置的这处院子少说也需十余万贯,不仅徐元杰与刘几“望洋兴叹”,便连大手大脚惯了的死皮赖脸蹭吃蹭喝蹭住的陈亮也是啧啧称赞,对冯家的钞能力有了新认知。

沾冯过的光,此三人并无压力,否则便该入住各自会馆了,那里人多繁杂,哪有此间舒惬。

由于租房需求旺盛,大定城市的租赁市场一直很火爆,要是在大城市拥有一套像样的房产出租,基本上就衣食无忧了,司马光做过一个估算:“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

每个月十五贯的租金收入还算是少的啦。有些房廊之家,少者日掠钱三二十千,每天收到的房租至少有二三十贯,怪不得大定认为,出租房子来钱太容易了,连白痴都能赚到钱:“僦屋出钱,号曰‘痴钱’,故僦赁取直者,京师人指为‘钱井经商’”。

有些贪婪的官员,也违规经营房地产业,如仁宗朝的首辅晏殊,“营置资产,见于蔡河岸上,托借名目,射占官地,盖屋僦赁”,结果被谏官蔡襄严词弹劾。理宗朝的首辅何执中,也是“广殖赀产,邸店之多,甲于京师”,虽然无法确知何家到底有多少房产,但知道他“日掠百二十贯房钱”,每日租金收入有一百二十贯,月入三千六百贯,是宰相月俸的八倍。“六贼”之一的朱勔更厉害,田园第宅富拟王室,房缗日掠数百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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