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过晋身为秀才，对于吉阳冯氏算是大喜事。
冯氏自瓦窑头迁至小骆村，历经八代百十年，白手起家，从小作坊主始一直做到时下的大规模，名下产业壮大，在信州搏下了不弱的名声，已有名门望族的气象，独独缺了正经科举入仕的族人光大门楣，终究底蕴不足。
商人逐利，本朝却重商，乃是时局所致。
定朝与那个时空的宋朝一般，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因为北方有与它同时并立过的朝代，疆域亦与北宋相同，指的是从幽云十六州往南的地区。
此前，中原王朝发展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是丝绸之路，这条商贸道路自西汉开辟以来，曾经为中原王朝创造过无尽的财富。然而到定朝时，丝绸之路已经由燕金所控制。定朝因此失去重要的一条国库来源。又加上自太宗两次伐燕失利和真宗的檀渊之盟，定朝每年要面临大量的财政支出。
为了弥补缺口，真宗更改祖宗之法，下诏允许民间自由贸易。一时间，定朝的税收立刻出现成效，仅真宗皇帝在位期间，年收入已经突破数千两白银。
定朝的商贩活跃程度，没有任何朝代可以比拟。它是一项由朝廷直接提倡的经济活动，朝廷不但鼓励百姓积极从事商贸，同时还为那些商贩适当免除徭役。从大定奇书《东京梦华录》中的描述可以看出，东京汴梁城已经具备相当完善的商业集市，所有生活生产物品，应有尽有。
以往的朝代中，朝廷抑制商贸的办法，轻则采取繁重的税收，重则直接按律令充军，定朝却不这样做。定朝对商人十分优待，为了鼓励商贸业发展，出台过很多扶商助商的策略。
最大的举措便是取消坊市制。以前，商贩做买卖必须在规定的地方，决不允许随意摆摊。到定真宗时期，官府彻底放开对集市的管控，采取绝对的自由买卖，商贩觉得哪里位置好，便可以随便出摊，前提是要缴纳摊租。
其实，定朝官府对商人收取的赋税非常低，共分为两大模块，一是杭税百分之二，二是住税百分之三，两样加起来一共是百分之五的赋税。再扣去商贩的生意成本，所剩的钱财便是商人的净收入。用一句话总结，定朝对商贸的鼓励，不是依靠个体重税的方式，而是依靠更加自由的贸易，促进商贸业繁荣，用量变来引起质变。
仁宗康定年间，皇帝巡幸出游。由于汴梁城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地摊，导致马车只能勉强单行通过。大臣建议暂时清理一下道路，仁宗不许。
是以，本朝作为商贩有着极其崇高的社会地位，一点不亚于那些修身治学的读书人，不但做买卖的赋税低、利润高，连皇帝修宫城和出行都要顾及集市正常营业。
但不管如何，“士农工商”，“商”始终地位不显。但若沾上了“官”，那便不可同日而语了。因而，大定朝的巨贾豪商不惜耗费巨资也要全力培养族中读书种子，以期从商贾世家向书香门第转型。
近年，冯氏族中很是出了几个读书种子，尤以冯过为最。其实，小七天资聪颖，过院试是迟早的事，但以舞勺之年夺得秀才功名，更是院试案首，这委实给族人带来了惊喜，更带来了荣光。
庆贺自是少不了的。
九月初六，冯氏大开祠堂，由族长冯礼唐领着上六房、下六房的男丁敬拜祖宗，宣颂冯过之举，并取表字“改之”。
《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穀梁传·文公十二年》说“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意思是将垂发束起来挽在头顶，戴上冠，用簪把冠和发髻固定在一起，然后由加冠嘉宾根据他名儿的含义起一个字，从此，就列入“丈夫”行列了。
为什么男子成年要加冠取字呢？因为名儿是父亲起的，是幼年用的；长大成人了，别人不宜呼叫他的名儿，所以得另取字。《礼记·冠义》说：“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意思是男子到了二十岁，行过冠礼并为自己取个“字”，自此即表示他已是个成年人了。
然而《礼记·冠义》还说，加冠取字，“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意思是说加冠取字后一个人才能被称为真正的人。能被称为真正的人，然后才可以治理别人。原来这“冠而字”并不仅仅为“敬名称字”，还另有深意。它是贵族阶层中，对一个成年男性承认并接纳为正式成员的一种表示，自此之后，便可以让他“治人”。所以儒家把冠礼看作是“礼之始”，冠礼也成为华夏礼仪的起点。
冯过自是未到及冠之龄，但却有了秀才功名，这便有些尴尬了，总得设法“弥补”一二。
这不，列祖列宗牌位前，冯过一身秀才装扮，愈发衬得俊秀，端的是惹人注视。
本朝《舆服志三》记载：“承平三年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二十三年定儒士、生员衣，自领至裳，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二十四年，以士人巾服，无异吏胥，宜甄别之，令工部制式以进。太祖亲视，乃三易乃定。”
本朝的生员服饰专用襕衫，用玉色布绢制作，宽袖皂缘。襕衫是生员的礼服，祭孔、祭祖、见官、赴宴等正式场合下穿着，平时着便服。承平末年，又许生员戴遮阳帽，也叫古笠，昌代称之为席帽。另，生员平时多戴四方平定巾，搭配各色花素的绸、纱、绫、缎道袍。
《三才图会》述其来源谓：“方巾，此即古所谓‘角巾’，相传国初服此，取四方平定之意。”
冯过头戴方巾，衣着襕衫，士子气度卓然，乃为冯氏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