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打击之后，从高峰一下跌落到低谷，开元盛世的景象荡然无存，八年的平叛战争使得大唐王朝国力衰竭，国库空虚，生产破坏，人口锐减，整个国家处于急速的经济崩溃之中。国难则思良臣，刘晏与杨炎两位杰出的理财大师先后进入国家权力中枢，致力于财赋体系的调整与重构。刘晏建立了以榷盐法为核心的新的间接税体系，杨炎则制定了统一的两税法，不但使唐王朝迅速转危为安，统治恢复稳定，而且其经济思想与经济实践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改革漕运铸就大唐的生命线
刘晏上任之时，帝国内部的叛乱已经平息，局势渐趋安宁，但社稷却凋零残破一日甚似一日。国家连年征战，国库空虚；贪官污吏，乘乱肥私；黎民百姓，流离失所，以农业为支柱的大唐王朝已是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年年丰收的江南运粮至京师，但唐代的漕运却存在着许多弊端。首先是危险很多，特别是黄河，水急路险，经常翻船，人死粮沉，造成极大的损失。其次是劳力消耗多，漕运租粮要征派大量的劳动力，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天下输丁，约有四百万人”，几乎占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全国人口“四千六百二十八万五千一百六十一”的十分之一。征派的劳动力都是无报酬的，充役期间的费用自备，而且，还要受船头的百般虐待，敲诈勒索，人不堪命。再就是损失大，租粮经过长途转运，装卸无常，耗散极大，一石至京最多有八九斗。这也导致了漕运费用不断提高，几乎用斗钱运斗米。唐代漕运的诸多弊端已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否则中央所需要的粮食就下能及时得到调拨。
刘晏全面改革了漕运的弊政，他首先废除了征发百姓无偿劳动的民运，而改漕运为官运，提高了船工的积极性，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漕运；采取军事化的组织方式，派部属漕卒每船30人，10船为一纲，设立纲吏督押，派将士护送，防备沿途偷盗掠运，确保安全运输。其次，停止陆运，漕运全部改走水路，水路的成本低，斗米运费减少15文。为使船坚固耐用，保证运输途中安全无损，刘晏于扬子设十场造船，每艘船给千缗钱，而实际每艘船造价不过500缗。有人不太理解，认为“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刘晏以他独有的思想认识陈述己见：“凡所创置须谋长久之计，船场既然兴办，其间进行造船的人不是一个啊!当有赢余能够给众人，使私用无窘，则官船坚固。假若一开始就谋便剥削，又怎能长久哩!”又说：“我料定数十年后，必有以物料太丰而决定减少的人。他会说：减半犹可也。到那时，船覆灭而不可用，船场既毁，国运也就衰亡了。”刘晏洞察了官场之弊，多给船费，宁可给“执事者”以“私用”之钱，以求免得官吏偷工减料或以次充好，影响船的质量。
刘晏掌管盐铁转运使，每年输江、淮米粮一百一十万石至关中，对大唐王朝经济恢复、政权巩固功不可没，而且，他主管的漕运“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七月，关中地区“大雨未止，京城米斗值钱一千文，蝗食田……是秋，蝗食田殆尽，关辅尤甚”。正是这种时刻，刘晏亲自押送第一批粮食的漕船驶抵长安。代宗皇帝喜不自禁，立即派宫廷卫士吹奏鼓乐，在东渭桥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宰相元载和京城文武百官喜迎救命粮，宣读代宗圣旨：“卿，朕的酂侯(萧何)也!”
造船的钱从那里来呢？刘晏全面改革了榷盐法，用盐税以充军国之用。刘晏首先将食盐官营专卖制改为官收商销的间接专卖制，食盐的流通税就包含在盐价之中，国家从购销差价中获得财政收入。刘晏的间接专卖法的特点是：产、运、销全部由私人进行，国家控制货源，垄断货源，国家以此取得收入，同时调动了私人产盐和商人营销的积极性；设立“常平盐”，防止商人追求暴利而企图垄断市场，垄断价格，既促进了盐业的发展，也大大增加了盐税的收入。刘晏开始榷盐时，盐利每年收入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年，竟达到六百万缗，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收入中举足轻重，超过唐王朝所有税赋的一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仗盐利所给。刘晏改革榷盐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刘晏还改进常平法平抑物价。刘晏以巡院为据点，招募大批干练的“疾足”，随时通报各地物价动向，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又在重要城市设置粮仓，以调节丰歉，平衡粮价。刘晏解决问题常先调查研究，找出症结所在，然后通盘筹划，可谓工作细密。
刘晏的赋税思想和税收实践，对于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经济繁荣发挥了重大作用。刘晏理财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以爱民为先”，他初兼转运使时，天下户口不过二百万，不多年增至三百余万。故史称凡是刘晏所管辖的地方人口就增加，而不是刘晏管辖的地方人口则没有增长。从这个角度上说，称刘晏为“管(仲)、萧(何)之亚”是丝毫不为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