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当有进有退,一味地退,则失。此之谓冒失。有些人只能择其一故无所大成;聪明的人,能兼具两者,故超人一筹。如果拿李鸿章和曾国藩相比,即属于后者,李鸿章从曾国藩身上深悟了进退之道。曾国藩是儒将,也是军事家,他知道,有较量就会有胜负,负的一方如果负隅顽抗,可能落得个头破血流的下场。因而当退则退,退守之后再谋良策。退,也要讲究艺术。如果一味败退,对方必定乘胜追击,欲置己方于死地而后快,己方则难免再陷入被动的局面;如若佯进实退,明进暗退,则可悄然退出,保全自己。李鸿章在这方面大受启发。
李鸿章曾私下对同僚说:“曾公进退之法,令人琢磨。尤其是善察人面,可谓卓绝。”
曾国藩对进退之道另有体悟,他说:身当时任,首先应是造就自己进取的资本。如何造就,那就是靠一种坚忍和执著,用知识和学问来武装自己的心灵。
曾国藩平生爱好学习,从少年至老年期,没有一天不读书。曾国藩所受书籍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而且深厚。曾国藩所说的:“心灵不牵执于物,随遇而安,不为以后的事操心,专心过好现在,对于已经过去的事不长依恋。”即使放在今天,仍然是很高明的处世之道,而曾国藩竟然能在读《易经》时体会出来。曾国藩受书籍的影响,实在是非常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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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生的进退,最易造成两种错误的行为,一是盲人骑瞎马式的莽撞,一是自暴自弃的沉沦。曾国藩虽善于忍让,但也有不愿退却的时候,如拒交关防一事,则看出他也有争的一面。李鸿章最感兴趣的也正是这一点。
给李鸿章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曾国藩为钦差大臣镇压捻军,当时刘秉璋作为辅佐军事的襄办之官,献防守运河之策,于是清军在河岸修起长墙,阻止捻军马队渡过,试图把他们围在一个角落里聚而歼之。李鸿章在江督行署,力争不可,亲自给刘秉璋写信说:“古代有万里长城,现在有万里长墙,秦始皇没有意料到在一千多年后遇到公等为知音。”显然带有嘲讽的味道。刘秉璋率万人渡运河,接到李鸿章的公文,说粮饷缺乏不能够增兵。李鸿章事事进行干涉,大多像此类事情一样。并且时常上报情况,条陈军务,曾国藩很不满意李鸿章的这种做法。等到时间长久,军无战功,清政府让李鸿章接替为统帅,曾国藩感觉惭愧,不忍心离去,自己请求留在军营中继续效力。李鸿章接任后,急忙派人到曾国藩驻所领取钦差大臣的“关防”。曾国藩说:“关防,是重要的东西;将帅交接,是大事,他不自重,急着要拿去,弄没了怎么办?况且我还留在这里。”李鸿章派人百般劝说,让他回到两江总督之任上,曾国藩也没有答应。有人给李鸿章出主意,并调停说乾隆时西征的军队用大学士为管粮草的官,地位也与钦差大臣相等。曾国藩故意装作不懂,说:“说的是什么?”刘秉璋说:“现在您回到两江总督之任,就是大学士管粮草的官职呀。”李鸿章又私下告诉曾国藩说:“以公的声望,虽违旨不行,也是可以的。但九帅之军队屡屡失利,难道不惧怕朝廷的谴责吗?”曾国藩于是东归,从此绝口不谈剿捻的事。李鸿章接替为统帅,也没有改变曾国藩扼制运河而防守的策略。后来,大功告成,李鸿章上疏请求给从前的领兵大臣加恩,曾国藩仅仅得到了一个“世袭轻车都尉”,因此大为恼怒,对江宁知府涂朗轩说:“他日李鸿章到来,我当在他之下,真是今非昔比了!”
在李鸿章看来,曾国藩在处理进退关系问题上,则是该进时进,当退时退。在曾国藩启程不得已赴两江总督任之时,途中观者如潮,家家香烛、爆竹拜送,满城文武士友皆送至下关。申刻行船时,遂将郭嵩焘所纂《湘阴县志》阅读一遍,以抑止自己复杂的心情。睡后,则不甚成寐。“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惴栗。”后三天,曾国藩每日只看《湘阴县志》,并将此志寄还。从第四天开始上半日处理文件,见见客,下半日与晚上便开始抓紧时间读《国语》、《古文观止》。告别了他经营多年的江宁,离开自己血脉相承的胞弟,曾国藩伥怅如有所失,内心十分不安,只企望旅程之中能在自己喜爱的书籍中得到安慰与休憩。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一月初九,曾国藩行至泰安府,忽然接到新的寄谕,所奏报销折奉旨“著照所请”,只在户部备案,毋须核议。这等于说,一些人原抓住曾国藩军费开销巨大,要审计查账,现在一纸圣旨就将此事一笔勾销,不再查他的账了。曾国藩为此大受鼓舞,认为这是清政府对他的特别信任,空前恩典。谕旨使曾国藩“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因而便又有点心回意转,虽虑“久宦不休,将来恐难善始善终”,但不再要求辞职了。此时,虽然眼蒙殊甚,可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但看书的劲头更足了,轿中、宿店的旅途之中,竟将《战国策》、《左传》反复阅读,曾国藩似乎要在陛见皇太后、皇上之时,陈述自己的中兴大业之策划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