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正确的政策，并非说一定要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相反，凡属重大决策，必须广泛听取众人意见，审慎从事，对部属虚怀若谷，不怕丢面子，失威信。三国蜀汉原有众臣签署文件发表个人意见的制度，董和对诸葛亮对于某事的处理持不同意见，双方反复论难，至于往返十次之多。诸葛亮十分赞赏，下令表扬。杨顒批评诸葛亮终日忙于批复文札，有失宰相体统。杨顒死后，诸葛亮痛哭三天。
宰相有时是全局的要害，他为皇帝所依赖，为万众所注目，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发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务必要沉着冷静，万不可表现出惊慌失措，使人心惊动。东晋时期，北方的前秦大举南侵，九十万大军压境，东晋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前线统帅派人到都城向宰相谢安请示，谢安默然不应。后又派张玄来京探问消息，谢安却带他到东山的别墅下棋。谢安的棋艺原来不是张玄对手，但今天，张玄因心中忐忑不安，频频失手。棋下完后，谢安独自去山野散步，回来后才对前线的来人镇静指画。淝水一战，大破秦军，战报到京，谢安棋意正浓，随手将战报放在坐床上，毫无表情，照旧下棋。及至棋下完毕，送客归来，因心中已知前线胜利，不胜喜悦，以至于过门槛时不觉脚下屐齿之折。可知谢安内心不是不紧张，心情不是不激动，而是他理解自己的地位，努力有效地自我克制。史书上说谢安“矫情镇物”，就是这个道理。
北宋时期，辽、宋两国南北对峙。公元1004年，辽国萧太后协同皇帝耶律隆绪率大军二十万南侵，占领黄河北部若干城镇，大军直指澶州(今河南濮阳)。澶州跨黄河两岸，有南北两城，中间造舟为桥，是南北交通咽喉，一旦澶州失守，敌人跨过黄河，便是平原旷野，无险可守，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便暴露在敌军面前。一日之内，宰相寇准一连接到五次急报却扣压不发，谈笑自如。次日，诸大臣向皇帝赵恒报告，赵恒大惊失色，询问寇准。寇准指陈形势，和另一宰相毕士安一起主张坚决抵抗契丹，并动员皇上御驾亲征以示决心。不久，契丹围瀛州(今河北河间)，又直犯贝州(今河北南宫)、魏州(河北大名)等重要州城，宋朝廷惊慌万状。副相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立即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另一副相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往成都。这都是逃跑的姿态，赵恒动摇不定。按当时形势，宋朝大军并未损伤，黄河以北的许多城镇仍在宋军的坚守之中，一旦皇帝首先逃窜，则敌军气势更旺，各路宋军则会不战自溃，北方城镇势将相继沦陷，宋朝廷也将前途莫测。寇准认为，主张迁都的人应该斩首，大敌当前，皇帝南逃，定会使军心涣散、民心崩溃，敌人乘势深入，大局将一发不可收拾。赵恒无奈，只好随军北上。行至澶州南城，赵恒又动摇了，他对寇准说：“南巡如何？”寇准说：“群臣怯懦无知，敌骑迫在眼前，四方人心不稳，时至今日，陛下只可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陛下如果不信，可问护驾将军高琼。”高琼在庭下高呼：“寇准说得对!”寇准乘机说道：“机不可失，立刻起驾!”高琼指挥轿夫立即起驾北进，渡过黄河，驾御北城城楼。宋军见皇帝亲临前线，欢呼雀跃，士气大振。赵恒回入行宫，一切委托寇准处置。赵恒派人到城楼查看动静，见寇准正在城上和人饮博，欢笑自如。辽军本来就虚张声势，大军压境，企图逼迫宋朝投降，不料攻城主帅萧挞览中箭身亡，宋军又摆开决战架势，如意算盘落空，加上后方还有许多城镇为宋朝坚守，契丹权衡再三，同意媾和。赵恒急于妥协，派曹利用到辽营谈判。曹利用临行前，向赵恒打探和谈条件底线，赵恒答允每年送银绢可至百万。寇准临时召见曹利用，对他说：“皇上虽答应百万，但如果超过三十万，我就要你的脑袋。”双方谈判，最终敲定宋朝每年向辽国输送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两国和好，称兄道弟。曹利用归来，宦官向赵恒传达成三百万，赵恒听罢，大为吃惊，继而又说：“事情了断，三百万也罢!”后来又听说是三十万，大喜过望，对曹利用大加赏赐，群臣歌舞华宴，赋诗相庆，此事就此“了断”了。由此，我们看出在某种条件下，由于某种机缘，一个有为的宰相，可以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
宰相的优劣往往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好的宰相，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使国家富强，社会安定，甚至可以“扭转乾坤”。坏的宰相可以导致国家衰败，社会动乱。一篇《长恨歌》，说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的悔恨。实际上，李隆基悔恨的不是杀了杨贵妃，而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晚年“托付失人”。一个李林甫，一个杨国忠，弄得朝廷奸佞满朝，正人在野，诱使李隆基一步步陷入错误的深渊，终于使一个强盛无比的帝国急剧衰落下来。李林甫、杨国忠便是无数佞臣宰相的标本。
宰相是治理封建国家的中枢，是调节皇帝与臣僚、臣僚与臣僚之间的杠杆，所谓“宰相器度”，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适应治国的需要而形成的，它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和阶级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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