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完信,对一切都反感得无法控制。
一连饿了两天,宿舍里的其他六位同学,还以为我在害毛病。
吃不下饭,在该吃饭的时间里吆喝一声算了事。
直到第四天,我不得不将自行车骑到会府市场低价卖了。
换回一点生活费,才算吃了一顿好饭。
为了不让人知道底细如何,我很少与宿舍里的同学来往。
有时连话都不搭一句,其他同学也没介意。
以为我是过于内向的人,不说话和不想说话就不勉强。
在我的眼里,这几名大学生不值得一提。
平时的学习问题,都难不住我。
最让我头痛的,就是外语课。
一旦遇上了外文课时间,就像是上刑场一样。
叽叽咕咕闹了半天,还是搞不明白外文教授的嘴巴在变什么鸟叫。
有同学就给我出主意:到了过级考试时,请外语好的同学小帮一忙就过关。
我本人自然不知道这个忙的帮法是怎样,但认为学编导的学生,被强制学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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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中国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就像卖鸡肉的人非要去养几只鸭来看游水一样。
军训之后,返校的学生中,很多人并没有回个神。
我本是彝女,对那军训一点也不在意。
在九大的生活时间拉长,又为学习又为生存失去了思考。
生存,就是吃饭,没吃就得倒下。
每天上完课,就去家教和到九眼桥上去帮人擦皮鞋。
一旦遇上市政管理员来了,所有的擦鞋大军就像耗子,四处飞奔逃跑。
幸运并非一直光顾我,也被捉拿归案过几回,可是又不思改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