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迎敌这种事情当主将确立之后就变得简单高效起来。
当然，这并不是对对手的不尊重，而是说确立了核心之后，其他人便自觉地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并按照分工展开工作让原本停止的战争机器重新运作起来。
阎忠和钟繇两个人留在安邑处理此次豪强叛乱留下的乱摊子，同时还要负责料理那些出谷的白波军军属。虽然白波军的裁撤工作暂时停止，但是那些已经预备的名额和钱粮也要准备好。
说起来阎忠也没有想到，经过数次灭顶之灾的白波军竟然还能拥有十余万的人口以及超过五万的可战之兵。虽然那些士兵的素质参差不齐，甚至可以说除了提不动武器的孩童和老人以及身体虚弱的人之外的男丁都算在了士兵的范畴中，但是这样的数量的的确确让阎忠颇感吃惊。这让他不得不感慨白波军的号召力之强以及大汉各地的天灾[***]之多。
当然，阎忠多多少少忽视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这支白波军的壮大的罪魁祸首很大程度上应该算在那位已故的汉灵帝刘宏的头上。
当年刘宏驱流民十万到西北，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希望能够缓解洛阳地区的流民压力。
想法不错，一开始实行的也不错，可是后来随着西北战事的拉锯以及各种内耗的出现，流民渐渐除了要负担繁重的徭役之外还多了一项战场炮灰的职能，于是不少不堪忍受的流民眼看着无法反抗装备精良且因为时刻提防敌军进攻而极其警觉的军队，那么唯一的求生之路就只剩下逃跑这一条路可以选择。不论是逃亡弘农、冯翊，还是逃亡汉中，都只是为了活命。
跑到汉中乃至益州中部的自然成了积极扩充实力的张鲁、刘焉等人的部曲，而逃亡冯翊、弘农的这部分流民大半成为了白波军的新鲜血液。
虽然比起南下的那部分流民来说加入白波军并没有让他们的生存状况得到根本的改变，但是人就怕比较，至少他们跟随白波军虽然生活依然艰苦而且还要面对政斧军和地方武装的剿杀，但是至少他们觉得这是在为自己的未来而战，而不是那完全看不到希望的明天。
于是张绣接手之后才发现，现在他最应该头疼的并不是如何应对那支突如其来的未知部队，而是如何监管那些人数占优的白波军和归顺的豪强私兵不至于让两方之间爆发冲突。
结果，原本应该是分段布防的部队最终却变成了人数庞大的大兵团，这让张绣以及以副将身份出现的曹姓、张郃和徐晃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所以鉴于这样的情况，阎忠和钟繇商议过后决定向坐镇晋阳的程昱发去一封密函，让他抽调兵力随时做好救援或者封锁从太原郡与河东郡之间的通路的准备。
至于黄忠那边，阎忠并没有通知，而是与张绣商量后派驻了两屯也就是四百人进驻箕关以扼守机关陉，一方面将此处作为他们如果战败的主要撤退方向，另一方面则保证即使他们无法撤退到箕关这两屯的士兵再加上箕关原有驻防的郡兵也足够抵挡一阵子并趁机通知河内。
虽然看上去很窝囊的样子，仿佛对己方没什么信心似的，但是应该说对方的突然出现的的确确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有种心寒的感觉，不自觉的在内心调高了对敌人实力的估计。
当然，很快原本郁闷的曹姓、张郃和徐晃三人就腰好腿好身体棒了，反而是成功拿到主帅职位的张绣用与之前曹姓一样幽怨的眼神看着三个将他的目光完全无视的家伙。
虽然从安邑到皮氏不过150多里的路程，放到现代社会开车走高速不堵车的话完全用不上两个小时，但是放到这支规模庞大而且兵员素质不一尤其是很多部队属于新降士气低迷的大兵团只怕那就是一个相当让人头疼的问题了。
天朝人恐怕都会熟悉一个成语：退避三舍。这个成语背后的故事表面上看是一个人重信守诺的故事，实际上却更像是一出兵法上的成功欺诈：用最真挚最美丽的字眼，宣布最悲惨最绝望的判决，用尽全力做好的准备却不得不走入敌人预设好的战场，既得不到胜利的荣耀，也只能成全对手信义的名声，无法后退，无法离开。
好吧，我们这里要说的既不是可怜且自负的子玉，也不是那位最无可争辩的五霸之一的重耳，而是这个成语中的那个“舍”字。
熟悉那个故事的人都知道，退避三舍就是领兵后退了九十里（周制）的路程，也就是说一舍为三十里（周制），另外古代行军一天后安营扎寨也被称为一舍，由此可以得知，古代正常行军基本上一天也就是三十里路，折合到现代度量衡大约25里左右。
虽然看上去并不算多，但是考虑到古代人的营养摄取以及夜盲症导致黑天行军困难，行军时间有限，所以这样的距离也是无奈的结果。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山区一天还能行进六七十里且随时能够进行急行军的红军绝对称得上是飞行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