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新大陆则不同，因为官员是选举产生，他们的本质就是为老百姓服务，虽然这话也很扯，新大陆的官员之中，藏污纳垢的并不少，甚至要比本土还要来得多，毕竟这些当官的人，很多都是靠着一张嘴上位的，没本事也就算了，关键是连最基本的道德都没有，这些人又哪里会真的为自己的家乡做什么好事呢。
但起码本质上是不同的，他们是坏，但他们的坏作用到那些百姓的身上，他们就会开始慢慢完善这个制度，毕竟人是他们选出来的，自然也就能换，最多忍你几年罢了，而制度的更新换代，则可以预防很多这种问题，再说了，人最开始的时候会被骗，等被骗次数越来越多，也就有经验了，到那个时候，自然也就不会再被骗了。
这种制度在本土的官员看来，或许很不伦不类，但张青北也正是因为这种制度的不伦不类而选择了这种制度，毕竟越不完善的制度，那么能够更改的地方就越多，而这才是张青北所重视的，作为一名文士，想要名垂史册，必然要做一番大事业才行若是一个完善的制度又何必由自己来推动呢，唯有把一个还没有成熟的制度完善起来，然后推广，这才是一位政治家该做的事情。
张青北显然就想要做这件事情，而单单依靠他自己，显然是行不通的，毕竟任何政治都必须要以军事为依托，话说的糙一点，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可以说是非常正确的，无论是英国的大革命，还是法国的大革命，又或者是美国的独立运动，全部都是从战争开始的，也是随着战争的胜利而确定的。
要建立一个新制度，自然要推翻旧制度，而任何一个制度，都是维护一群人的，也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者，比如本土的制度，就算徐清再怎么鼓吹人人平等，但皇室就是要高于所有人，士大夫就是要高于其他三个阶级，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徐清能够做的就是尽量把社会的生产力提高上去，让士大夫这个阶级的人数增加一些而已，但统治阶级的本质是不会变的，这就是一个精英社会，底层平民只需要听话就行。
朝廷许诺给他们美好的生活，而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无条件听从政府的命令，这就是本土制度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这种关系并不坏，毕竟当家作主也并不是一件好事，当家作主的人多了，一个社会自然就容易乱了。
就像现代许多不发达民主国家那样，名义上法律给了所有人当家作主的机会，但那是真的么，当然不是，他们的国民水平根本就无法负担起一个国家的兴亡，人民大多数是短视的，而思考一个国家的未来，却绝对不能短视，因为一个国家的寿命，往往要比一个人长的多，在这种时候，有一群精英来领导其他人，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专政和自由本质上并没有谁好谁坏，这无非是两种统治方式罢了，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也是如此，就看怎么选择罢了，而本土无疑是精英制度的，而精英的代表就是士大夫阶级，如果想要改变，就必然要与士大夫阶级作对，就像现在的资本家，他们要想夺取权力，首先需要面对的敌人就是士大夫。
但奈何士大夫可不是贵族，他们的战斗力可是一点都不弱的，这或许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如此顽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像日本那样的世袭贵族国家，武士们很快就通过尊王攘夷，推翻了德川幕府，其重要的原因便是世袭制度下的贵族大多都是昏庸无能之辈，尤其是在政治上，可以说是酒囊饭袋居多。
而中国则不同，科举制度虽然出不了什么实干型的人才，但千百年的官场斗争，让所有的士大夫们几乎都是政治斗争的好手，而任何制度的改变，都需要政治作为翘杆，且能够通过科举制的，肯定都不是笨蛋，这样的一群人作为既得利益者，自然要比那些权贵们更加厉害，这或许也是中国之所以会这么晚才进行改革的原因吧。
而放到现在也是如此，因为不是贵族出生，所以士大夫们尽管鄙视商人，但也没有像欧洲的贵族那样，到死也不愿意参与商业活动，相反，因为宋朝宽容的社会氛围，所以在发现资本市场开始活跃起来之后，很多士大夫都拿出自己的积蓄投入到各大银行或者是公司中去，又或者是干脆直接创办公司的也不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如此一来，资本家想要斗过商人，自然是很难的事情了。
就像清朝时期的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张之洞也都是如此，他们的身份半官半商，手底下也有一票的红顶商人，比如李鸿章手下的盛宣怀，左宗棠手下的胡雪岩都是如此，整个洋务运动，也是在这群士大夫的推动之下开始的，可以说是给中国建立起了第一批大规模的工业，无论是江南制造局，还是江南造船厂，以及铁路，轮船，这些都是由士大夫建立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阶级想要被推翻，无疑是非常难得了。
更何况宋朝的工业运动，干脆就是在徐清这个士大夫手里实现的呢，这就让士大夫们在道义上完全处在制高点上，毕竟资本家们之所以能够赚钱，还不是因为这些先进的工业技术，而这些技术，全部都是在朝廷的鼓励下诞生出来的，光这一点，资本家们想要取代士大夫们，就任重而道远了。
不过这些资本家中，也有不少本身就是士大夫的，前文说过，在宋朝，这两者之间的划分并没有那么明确，很多大商人其实是许多高官的白手套，而还有很多资本家，则干脆就是高官们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两者之间是很难做到完全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