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丹带给一家子带来太多的磨难，磨得我有些心软了，疼爱孩子，试想，每个孩子来学校上学，不是来挨打挨批评的，而是来享受幸福的学校生活的，这观念有点高大上了，于是孩子们无论美丑，无论讨人喜欢还是令人心烦，每节课我对每个人至少会深深的对视一眼，给他或她一个会心的微笑，于是整节课他都很乖，或故意装得很乖，努力当林老师的瓜娃娃，时时跑着跑跳步在操场上做飞翔的样子。
曾有两三个男生，一见到我死死抱住不放，抓起衣服亲吻个不停，口水经常把衣袖沾湿，这是他们喜欢一个老师最本能的表示，甚至还有叫我爸爸的，以致于别的老师经常开玩笑，“林伟，哪年你又去关爱了某个留守妇女啊？”
很短时间，一年级新生狂热的喜欢上了我，把我视为运动偶像：能完成篮球空中补篮，能一只手抛两个乒乓球不掉下来，还有讲不完的故事。每天在学校里，无论在校门口，无论别的什么地方，甚至是厕所里，只要新生们见了我，就会跑过来拉拉手，在学校伙食团打了午饭刚吃完，就有学生主动跑过来说道：“林老师，我给你洗碗。”别的老师“羡慕嫉妒恨”，往往会说：“林老师，学生怎么不给我们洗碗呢？”
这一学期，我怕在新学校里立不住脚，与同事相处很是低调，尽量跟所有人都合得来，很快融入了新的集体。
总之老师教书久了，这样那样的考评，都是同事之间蝇头小利的竞争，天长日久，时间改变人，不少人形成了小肚鸡肠的性格，自己做的工作尽量推诿，尽量推给别人去做，而别人做的工作，则尽量不闻不问，而我还算个豪爽之人，于是有人开始打我的小算盘，今天请我代上一节课，明天请我守守午自习，随后说一声谢谢完事，而他们离开学校的借口，不外乎是家里有事，老妈住院等等，其实是想提前离岗，回家喝茶打麻将，后来请我帮忙的人多了，“谢谢”二字听得耳膜也起了一层茧了，还是隐忍着继续白帮忙，心里暗暗策划，等几年后在新学校立住脚，成了本校的元老，该拒绝的就得拒绝了。
同事小肚鸡肠，不过小毛病而已，并非红刀子进白刀子出的那种利害关系，而在学校外面则不同。
突然从乡下进了县城，通过新老同事、朋友、同学，我以一种随身流的方式进入了各种不同的圈子，接触各种各样的男人，百分之九十的人和我一样，从乡下来的，都有个乡下的老家所在，这些人随和亲切充满善意，容易相处，没有多大架子，还有一类人，我暗自称他们为“典型的县城人”，在某个圈子里第一次见面时，我明明和他面对面坐着或站着，他却昂起高高的头颅，目不斜视，绝不正面瞧我一眼，在随后的喝茶聊天过程中，他一开口就是“我认识某人，”“我家里某人和某人是何种关系，”“某日我和谁在某个酒店里喝茶，其中还有某人某人作陪，”这里所指的“某人”，要么是县城里大权在握的政要，要么是道上呼风唤雨的老大，暗示他有着某些大得吓人的背景，只有当我目不转睛的望着此人，听他说话，频频点头，他才会正面瞧我一眼，颇为得意的继续他的话题。
还有一类“典型的县城人，”其中有些是我多年未曾谋面的同学、朋友，寒暄片刻，就开始介绍自己有几套房，购置了几个商业铺面，开的什么车，事业取得了何种成功，等等，一见面就亟不可待的向我证明他是个有地位、有摊位、有车位、有品位、甚至有床位的男人，在随后的交谈之中，他就有了傲慢的本钱。
后来我有了经验，一旦见到这类“典型的县城人，”点点头，打个招呼，借口有事离开了，既不得罪人，又省去了那种医院里排队一般的难熬时光。
第二年，刘玉芳找了份超市里的工作，在生鲜组里买菜，活儿不累，单纯，并非自家开小超市那般劳心，月薪两千多一点，而阳阳就读于小区附近一所有点名气的小学，于是一家子很快安稳下来。
在新学校里上了几个月班，家中没了多少积蓄，刘玉芳对我每周的零花钱控制得比较紧，别的教师抽二十元以上的烟，我却抽十一元一包的本地烟，有时早餐钱、摩托车的油钱也不够。
过去在古镇，业余时间经常小赌，到县城，人生地不熟，不愿去陌生的茶楼里去拼凑赌友，于是下了班就待在家里。
也不知哪一天，在街上碰上了一位初中同学，也是教师，姓黄，我仍然习惯叫他小名“猪娃”，在县城附近某个乡镇学校任副职，此人就在距离我所在小区不远的一条街上开了家茶楼，铺面不大，平日由家人照料着，节假日邀约同事朋友去玩，我去了一趟，玩天九牌，输了两百多，后来心痒，又去了几次，不断赢钱，在随后两三个月里，不再向刘玉芳讨要零花钱，早餐钱、烟钱、油钱自给自足，刘玉芳当然是个很现实的女人，既然能赢，就放开约束，每天夜里放我出去，不再反锁房门把我关在外面冷一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