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生胸有成竹地答道：“如今盛产水泥之洋商均在万里之外，且多凭水运。水泥笨重，又甚忌潮湿，远渡重洋贩运，所需费用甚高，其成本再低也加高数倍，而国内得就地产销之利，成本相对为低，只要质量过关，就必在与洋货竞争中稳操胜券！是以兴办之势，宜速不宜迟，宜坚不宜疑，朱老以为当否？“朱茂三不觉点头道：“贤契所论极当！洋灰新业，本埠更无厂家，实为一大缺口，只是一．”略沉吟，又缓缓地道：“正因为是新业，如贤契所知国内华商才只三家，可见国人通此技术者更为寥寥，而无质量又无从谈起竞争，这质量又何从保得呢？”
对此，刘鸿生早有所备，因而也知朱葆三必有此一问：“前辈所虑极为此举关键，晚生岂敢稍有疏略？近日以来，晚生已全力搜集了可能搜集的水泥产销情况与相应的生产技术资料，且已基本研讨掌握了其要领，尚有一个更有利而重要的条件，就是有一名叫马礼泰的德国人，是个水泥专家，现任湘北华记水泥厂的工程师，晚生与刘宝金君均与此人效颇深，已事先与之商定，我们一旦办厂，他就应聘来做工程师，且可绍引我们去其国内考察见习、购买设备，晚辈已做了相应的准备，一旦朱老首肯，便诚聘马礼泰，选购最好的德国全套设备，学习德国技术，培训自己的技术底子，只凭朱老一言定夺了。”
朱荷三拈须而笑道：“好！可好虽好，只是老朽已快到了阎王不叫自己去的七十三了！体力、精力均已不堪重任，且财力不足，恐负诸君厚望了！“刘鸿生应声爽利地答道：“这都好说，晚生早已计议过了。朱老精神健旺，更重要的是德高望重，不敢烦朱老过劳，只出面主持，于晚辈等足矣，诸般杂务概由晚生辈操持就是;至于资金，我已经筹备到位了。晚生初步估略一下，办一个水泥厂当需一百至一百二十万元，我账山已经到了一百五十万元，绰绰有余。只要朱老一句话，晚生便当即全力以赴！”
朱葆三听了后大喜，当即一口应允下来。
由于借重了朱葆三这位地位高的名人，水泥厂的一应筹备、兴办包括登记注册等事，都进行得很顺利。
“找准一个人，省却多少事，又省了多少钱！”
王恒岳在听说了这事后不由得感叹道。
但是即便如此，英商的利诱与干扰却造成了一些困扰，而且由于王恒岳不方面直接出面，这必须要由刘鸿生单独去面对了。
刘鸿生要主持与挑头在上海兴办水泥厂，自是很快地便传得家喻户晓了。
其中，对英商设在上海的怡和洋行的震动最大。因为近几年来，这个洋行一直在上海几乎是独家销售设在香港的水泥厂的“青洲“牌水泥，倘刘鸿生在上海就地办起水泥厂，而他又极擅经营之道，势必影响英商的利益，因此，几次托人乃至英商亲自出面加以劝诱，并撒下重利钓饵：以请刘鸿生独家包销“青洲“牌水泥，做为刘鸿生不办水泥厂的交换条件。
刘鸿生心里想着大总统的嘱咐，一次一次均婉言谢绝了，管自忙于筹备。
英国人没有什么办法。
一方面，与刘鸿生有着利害关系，不好扯破脸皮，而刘鸿生也不是好相与的，另一方面，有朱葆三那块大招牌戳在那里也不能动硬的一．
英商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刘鸿生风风火火的将水泥厂筹备了起来。
刘鸿生的确是一个经商方面的天才！
在筹备会上在议定厂址时，刘鸿生精辟而独到地分析说道：“企业地址的选择，不外取决于两个条件：接近原料产地或接近产品市场。根据上海的情形与水泥产品的特点，我主张厂址设在上海市内。理由是从价值差算中得出的。我认真计算了一下，水泥的主要原料是白石，一百吨白石可产水泥七十吨。白石价低又极易包运，而水泥不止价高而且包运困难，运费高出白石甚多，更要付出防潮手段费用。运七十吨水泥与运一百吨白石至上海，其差价，何止一倍？
再加以水运为多，将水泥运至上海长途之中，难免走漏、返潮，一损即为巨价，白石则无此虞;倘万一不免翻入水中，一船水泥与一船白石差价当孰贵孰贱？鉴此，厂址不设在白石产地而设在上海市内，则不仅省心，而且省用，可自然生利！”
说得如此精辟，余人岂能不从？因此，上海水泥公司的厂址就设在了上海龙华。
地址选在龙华，而为了感激大总统的帮助，以及那个“华龙煤炭公司”，因此刘鸿生将水泥厂同样取名为“上海华龙水泥公司”。
王恒岳知道后付之一笑。
刘鸿生向着真正的“煤炭大王”和“水泥大王”迈出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