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三年正月的这一次董事会与中华军联席会议，根本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当时尹峰的三名书记官：陈东、曾山、徐鸿基都没有能够进入会场。
事后，与会的大多数人都对这一次会议的情况守口如瓶，只有鲁石头在某一天对一名史官——自己的小儿子露过一句话：“……娘的，整天都是船主一个人在讲话……”
尹峰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没讲过那么多话。
尹峰总觉得自己很不幸，穿越到了明朝未年的天涯海角，一切都得靠自己拼命。现在，他觉自己对历史知识的掌握给了他一个逆天而行的机会。内地的有力仅仅半年时间，但是却证实了尹峰的对历史知识的记忆没有出现偏差；当然，这是指尹峰从大量明朝笔记和后世私家史书的记载中得到的知识，而不是官方历史书的僵硬论调。尹峰对于这段历史——现在对于他来说，这就是社会现实——的了解，最大的优势在于他能够从未来人的角度观察问题，还能接触到大量的西方人对中国的观察记录。
那些从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游历过中国，或者从台湾、澳门对中国有过短暂观察的欧洲人的叙述可以了解，明朝——中华帝国被认为是一个安排合理的统一体，但是不能制止它行政机构中的许许多多违法行为和普遍的贪污腐化。当时那些外国来访者经常把台湾和内地作比较，对这个国家生产的种类很多的货物印象很深，他们产生了一种一致意见：即中国内地非常富裕，但却虚弱。在这个大航海和大现的时代，这种状况提供了不可抗拒的军事征服的诱惑。事实上，由于来自世俗和天主教会的热切恳求，西班牙菲利普二世一再受到怂恿派遣一支远征队去征服中国。原菲律宾总督达斯马里纳斯认为只要一万西班牙正规军加上几万日本、马来人辅助兵，就能用武力打开中国。这个建议如果实现，要比鸦片战争早约两个半世纪。
随着马尼拉被中华公司占领，这项建议当然就没什么结果了。由于中华公司的突然出现，马德里做出的决定是明智的。
这就是说，西方列强还没有获得它们技术的优势。只有在它们做到了这一点后，它们才能维持一支使中国的帝国体系结束所需的武力。而中华联合公司的武装力量，在相对明朝内地而言，已经占据了很大的技术优势。
万历晚期的明朝呈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状况：它的虚弱已暴露给欧洲，同样也暴露给本国的野心家，可是它能抵挡内、外两方面的攻击。这种情况并不是什么“天命说”的效力，并不是中国老百姓生来对政治**、治理不善具有更大的忍受能力，而是明朝是一个小农经济制度的社会，分散的农民在同样分散的官僚的支配之下，除非士绅官僚阶级同意或被迫改变它的忠诚，王朝的更迭就不会生。
换句话说，明朝不是靠它的实力，而是靠它的没有竞争的地位而延续。分散的农民无法很快集中起有组织的力量，没有有力的竞争者就足以保证王朝统治的存在。
那些危机和起义没有一次能够倾覆明政权，尽管它们引起了够多的问题，有时还引起了担忧。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民众起义都是零散的，它们没有对国家体系构成严重威胁：没有一个集团设法建立后勤基地或设法获得足够的领土以支持进一步的展。
而要做到建立后勤基地，这个造反集团就需要民众和士人的支持。如果一个造反起义者不能团结地方士绅作为他的事业的后盾，他的救世主的使命就只能在来世提供救助。如果一个少数民族领不能吸收足够的合作者按照传统样式来创立一个国家（如俺答一度试图去做，如努尔哈赤及其子孙后来实际做到的那样），他就不能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王朝。
这些事例结合尹峰自己的观察，他明白了这一点：现阶段，传统意识形态的代替物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明帝国的失败可以归因于它的成功：朱元璋构想的政治制度使明朝能够牢靠地依靠王朝指令；只要官僚士绅阶层和分散的小农这种状况仍然存在，老百姓就只能忍受朝廷的行政管理，所以它就僵化无法自我更新，最终就是彻底崩溃。
如今的明朝之所以还能存在，是因为对手比它还弱：内部的反抗还是无组织分散的，少数民族还没有一个能展成辽金蒙古那样的强大，一句话：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颠覆这个虚弱的庞然大物，如果还是遵循传统的夺取天下的老套路，这并不符合尹峰的志向：既然是逆天而行，那么，就要给这个运行了几千年的传统帝国系统足够大的冲击力，才有可能动摇这传统文化，从而引起传统士绅精英阶层的反思，然后最终改变历史展的道路。
因此，尹峰在万历四十三年正月的的高层联席会议上，定下了中华联合公司今后四年的展计划：
一、大移民计划继续推行，开始向琉球、吕宋、西婆罗洲、爪哇占领区推行“分地令”。
二、眼下公司已经打败了荷兰人，将葡萄牙人变成了商业伙伴，下一步就是越过马六甲，向西将贸易范围扩大到印度和突厥人的统治区，以及非洲沿海，争取打通中国-欧洲航线。由关岛出，中华公司将试着打通亚洲到美洲的太平洋航线，和美洲进行直接贸易。
三、对沿海地区零星海盗海匪团伙宣战，彻底清剿收编这些团伙，将整个中国沿海的控制权全部掌握在中华公司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