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联合公司在占领吕宋之后，由于尹峰并无什么政权管理经验，所以最终基层政权的建设工作都是老牌传统官僚曾岳和他的几名学生在做。
曾岳带来的几名学生是他在崖州做官和泉州致仕时招收的，都是那些比较富有的商人、军户家的子弟，特意送到他这里来讨个前程的。尹峰召见了这些儒生，公开对他们说：中华公司不需要会作词赋的官员，需要的是做实务的干才。
那些指望着在科举之路上出人头地的学子大多打了退堂鼓，也看不上尹峰在海外的所谓功绩。因此，曾岳带到吕宋的学生，大多是商人子弟、曾家庶出的旁支子孙。
尹峰一直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政府永远处在强势地位上；而一个政府不能和赚钱的公司完全混为一谈，这样的话太过强势的政府必定会侵犯平民百姓的利益。曾岳当然不会赞同他的意见，传统文化中国家政权就是用来“牧民”的——治理万民，与民夺利是不应该的，但是被治理的万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可言。
最终，吕宋还是按照传统郡县制、官僚垂直管理的方式建立起了管理机构；吕宋镇守府实质上是中国人的海外殖民政权，也不可能搞出什么别的政体来。
在吕宋土地大拍卖之后，闽商、粤商中的有实力者总计有十几家在吕宋买了地，建立起了各种农业庄园和专业种植园。朝廷的官勋、科举功名、官阶什么的在吕宋一律无用，任何在吕宋购地的地主都没有免税的权力，无论土地大小一律都要向吕宋镇守府缴纳地税，还要缴纳管理税-不缴纳管理税的庄园，中华军将不派庄丁队进驻，庄园的安全保卫工作就得自己负责。
这些农业庄园和专业种植园的出产，地主们有权自行处理，但是只要是通过贸易方式获得现银收入，都得上缴商业税。所有税务项目明细条文，都明白地被刻在一块木制黑漆告示牌上，挂在吕宋镇守府的大门外的公告厅中—这种政务公开形式是套用了传统中国模式：
大明朝上至京师府衙下至县衙，衙署大门至门前照壁之间，照例建有一东一西相互对称的两座亭式建筑，一座叫申明亭，一座叫旌善亭；都是地方政府对民众进行教化的专门设施，均由明太祖朱元璋倡立，历史上一直沿袭到晚清。申明亭内，都悬挂有木制黑漆的牌匾，称“板榜”，由地方政府及基层组织在上面定期公布本地区的坏人坏事以及如何惩处的决定。所谓“申明”，兼备郑重宣明、反复开导和辩解申诉等几层含义，其核心就是申明教化，惩秀显恶。和申明亭公布坏人坏事的功能相对应，旌善亭是用来表扬好人好事的场所，也是悬挂几块板榜，实际就是荣誉榜了，只不过底色换成了红漆。
在吕宋镇守府大门口，右边是公告厅，左边是申诉厅。
曾岳让人刻好税务细目后，再加上了几句话，说的是：本府除明确列出的税目之外，绝对不再加收任何苛捐杂税。中华公司凭借经商贸易时的讲信用的原则，在公开卖地之后一直到现在的五年时间内，从来不曾随意加税。但是，中华公司治下属民，无论贵贱高低都要纳税，这个原则尹峰则是一直坚持的，曾岳也是这样执行了。公司安全部、商情部针对贪污的内部调查也是从没停过；由于这些调查员都是轮换抽调来独立履行职权，直接对尹峰负责的，因此在内部调查中一向以冷酷无情著称。
这期间，土著并村并乡计划一直在推行，岛上新的土地不断被空出来，66续续有内地的两淮盐商、晋商等商帮的人来到吕宋置地立业，吕宋镇守府高效廉洁的名声也在海外商人中间流传。
在传出西班牙军队即将反攻吕宋的消息时，66续续来到吕宋的中国移民已经过十五万了。从福建、台湾来到马尼拉的船只上，每个月总还有成百上千的内地农民、无业游民上岸。
当初为了吸引移民，尹峰定下制度，凡是想种地的农业移民都允许无偿耕种一年。很多国内的无地农民在吕宋租佃中华公司所属土地耕种，但是中华公司在契约中写明了：只要每年缴纳三分之一收成作为租金，连续三年不中断，就允许佃户永久耕种，可以传给自己子孙，但是未经公司同意不能传让给别家耕种—毕竟佃户的土地所有权是中华公司的。
这基本上是赋予佃户永佃权了，对于大明朝国内无数的无地农民、游民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明朝时期永佃权在江南一带早已出现，只是朝廷从来没有用法律形式正式承认过，而中华公司用明确的文字把这项内容作为法律公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