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刺史府门口，胡济先行进府禀报，朱雍与胡济商议一番，决定拿出三千两银子来贿赂李易轩，当下从私房里取了张“便换”，一起来到大门前迎接钦差大人。
“钦差大人远道而来，卑职有失远迎，请恕罪，恕罪啊……”朱雍一出府邸大门就用热情的有些沸腾的声音迎接李易轩。
李易轩此刻正手握铜骨折扇，背负双手，察看刺史府的地形，判断刺史府内是否有藏匿赈灾粮的地方，听到喊声，回过头来便看见一个身穿深绯色官服，头戴朱红**乌纱帽，大腹便便，满脸白白净净的肥肉，岁数估计在四十岁左右的官员亲切的迎了上来。
李易轩大手一摆道：“好说，好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不知者不罪，只是本钦差有些劳累，一会还要回去回公主的话哪，不知刺史大人客有什么解困乏的东西？”
朱雍凑上前去，假装握李易轩的手，悄悄把银票塞到李易轩的手里道：“大人一路鞍马劳顿，请快快里面休息一番，容卑职为大人以及公主接风洗尘，……哎呦，你看这快九月天了，大人还额头出汗，可见大人是为民操劳啊，这个，大人拿着擦擦汗珠，凉快、凉快吧……”
李易轩接过来一看，是张价值三千两的纸卷，又称作“便换”，类似于后代北宋时期的银票，不过在这个时期并不叫做银票，只见“纸卷”是由上等的花纹纸精心印制的，票号是由分号遍布半个大唐的“紫檀银号”所开具的。
自太宗时期，当朝的对外贸易逐渐繁盛起来，时常有商贾行走与各地，因为随身携带大量银两与铜钱不便，这个时候初期的私营钱庄开始出现，一些财力雄厚的商人便在个重要城镇设置分号，供那些行走各地的商贾兑换银两，这便是早期银票的雏形，在这个时期更多的称作便换，不过李易轩更愿意称之为银票。
握着手里的这张价值不菲的”银票“，李易轩心道：老子凉爽的很，身上哪里有汗？你这贪官胡扯也不扯点靠边的事情！不过你这张手纸可真是古往今来第一天价手纸，五千两银票，换算到穿越前大约价值六百万人民币，真是大手笔，既然你这么有油水，老子还得再榨你一下！
李易轩想到这里，做了个出乎朱雍与胡济意料的动作，竟然真的把手里的银票叠了叠，用背面在额头上装模作样的擦拭了几下道：“哎呀……这天气还真是热，他咋就这么热哪？你看热的本钦差是汗流浃背啊，这一张擦不完哪，来、来、来、朱大人，再来一张……”
朱雍听了面如土色，与胡济面面相觑，李易轩不耐烦的道：“我说朱大人你怎么这么吝啬，一张擦汗纸，你都舍不得，你怎么会舍得开仓赈济灾民，莫非那些百姓状告之事是真？”
朱雍听了七魂俱飞，连忙赔笑道：“这天气还真是热啊，一张纸看来擦不干净，请大人进府稍事休息，卑职再为大人准备一张！”
李易轩手中折扇在朱雍脑袋上一敲，大笑着迈步进了刺史府道：“对了，这才是清官嘛，我就说朱刺史大人是难得一见的清官，慷慨大方的很，不用多了，再准备一张与这张一样厚度的就可以了。”
朱雍与胡济心中叫苦不堪，又不敢做声，只得伺候瘟神一样把李易轩等人让到客厅，吩咐看茶，然后告退。
两个人回到内廷，商议再进贡银两之事，此时几个济州的官僚闻听钦差大人到来，也一起来到刺史府，均是朱雍的同党，朱雍把钦差大人贪心不足，收了三千两银子嫌少，再索要三千两的事情端了出来，一伙人最终商定，再凑三千两孝敬钦差，等分下赈灾粮饷来，再狠狠的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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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最后解释下银票这个概念，钱币界有人认为中国纸币的起源要追溯到汉武帝时的“白鹿皮币”和唐代宪宗时的“飞钱”。汉武帝时期因长年与匈奴作战，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困难，在铸行“三铢钱”和“白金币”（用银和锡铸成的合金币）的同时，又发行了“白鹿皮币”。所谓“白鹿皮币”，是用宫苑的白鹿皮作为币材，每张一方尺，周边彩绘，每张皮币定值40万钱。由于其价值远远脱离皮币的自身价值，因此“白鹿皮币”只是作为王侯之间贡赠之用，并没有用于流通领域，因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只能说是纸币的先驱。
随着市场的需求量逐渐增大，到了唐代中期便形成了规模比较正式的”飞钱”，当时商人外出经商带上大量铜钱有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之后持凭证去异地提款购货。此凭证即“飞钱”。“飞钱”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业务，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则是真正纸币的开始。
也就是说一直从汉代以来，私下里就有这么一种流通的形势，我查到的资料室是自隋朝时候这种私立的兑换银两的钱庄就比较多了，不过那个时候并未形成规模，也没有银票这个概念，不过却有这么一种兑换形式。<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