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水街是指灵渠穿过县城一段两岸的街区，长约一公里。水街上的湖南会馆现在变成了桂系军队关押红军战俘的临时场所。
将近傍晚的时候，远远近近的建筑愈加变得模模糊糊，城市寂静无声。隐约地听见很远的地方传来一阵阵枪声，给这灰蒙蒙的天地间平添了一丝睡梦般的阴郁。现在正是吃晚饭的时候，在空旷的院子里，排成长队的人群等待着打饭，从排队的这一片黑鸦鸦的人群看来，他们大部分都是红军伤员，脸上和身上或多或少都留有伤病的痕迹。
队伍中最后的红军是一个瘦高个，他叫孙峰，今年十八岁。被俘前是红军十六师十八团的一个连指导员，渡湘江时被附近炸响的炮弹震晕，醒来后已经被俘了。
他手里拿着两只碗，在泥地里随着人群蹒跚而行。小伙子脸色蜡黄，而且两颊有些塌陷，脸上刚刚褪掉少年的稚气，由于营养不良，还没有焕发出他这种年龄所拥有的那种青春guang彩。他撩开两条长腿，扑踏扑踏地踩着泥水走着。身上的红军军装尽管式样裁剪得还可以，但分明是自家织出的那种老土粗布，而且颜料染得很不均匀。
晚上的饭菜还是杂粮饭和清水炖白萝卜，菜盆中飘浮着几片灰白的萝卜片，好像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里面象征性地漂着几点油花。他来到饭盆前等桂军看守把手中的一个碗打上杂粮饭，又浇上最后一点萝卜片，回过头他把萝卜片拨到空碗里，这是给重伤的战友留的。
孙峰等桂军看守走后朝菜盆里瞥了一眼，瞧见菜盆里还有一点残汤剩水。他扭头瞧了瞧：昏暗的大院里空无一人，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东西一般，端起盆子把盆底上的剩菜汤往碗里倒。放下盆子时碰到地面的声象****的爆炸声一样令他感到惊心。
羞耻感让血涌上了脸，他紧紧闭住眼睛紧接着，就见两颗泪珠慢慢地从脸颊上滑落了下来。孙峰顺路走到拐角处的水房前，在水房后墙上伸出来的管子上给菜汤里搀了一些水，就一边走一边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象他这样十八、九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可是他每顿只能吃碗杂粮饭。按他的饭量，他一顿至少需要三碗这样的黑家伙。现在这一点食物只是不把人饿死罢了，如果整天坐着不动还勉强能撑得住。
孙峰已经是第二次受伤，第一次是在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期间。一次行军途中他的左脚伤口不幸染毒溃烂，实在不行了被送到了野战医院，院长检查后认为无法治疗，抓了一把大洋塞到他手上：“你恐怕不能再干革命，回家好好养伤种田去吧。”
“我要革命，不要钱！”孙峰自己把脚草草包扎了一下，硬是拄着拐杖去找部队。
走了几百里，终于在前线又找到了部队。奇怪的是，几仗打下来，他的脚却神奇地不治而愈了。这次湘江战役中部队在黄沙河打了一仗，他受伤被俘了。
他站起来，用手抹了一把脸，端着盛着菜的碗回到屋里，昏黄的灯光下，照见孙峰目光闪闪的脸，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力量，这力量正团结着这里的战友。虽然这个力量是看不见的，然而确实存在，从那些病弱的战友的脸上，从毫无怨言地承受任何折磨中，从显示每一个人的意志与决心的脸上，都可以感触到这无形的，但却是百折不挠的东西。
孙峰希望逃出这里，追赶部队。他确信自己一定能够做到。他久久地因为怀念着自己的战友不能入睡。他确信，战友们不会因为被俘而停止斗争，他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团结同志，加强斗争，粉碎敌人的折磨、分化等各种阴谋。
孙峰慢慢回到简单的地铺上，地铺上只铺着一张带血的破毯子，上面躺着昏迷的的张育发，被抓进来已经三天了。战友们日夜轮流地看护着他，期待他的伤势好转。战友们把每餐极少的菜肴集中起来，都送给张育发，也挽救不了少年战士重伤的身体。他的伤势还是一天比一天沉重了。
张育发是江西南丰县东萍乡人，1933年秋天，他刚满14岁，在江西老家参加红军，成了“红小鬼”。经过几个月训练，他被编入正规部队；一年后跟随部队离开家乡，从瑞金踏上长征路。
他担任卫生员，个子比一支步枪高不了多少。背着小药箱，为战友们消毒擦药。一个班12名战士，只有7支老式步枪，他年纪太小，没分到枪，就在前胸挂2个。
1934年11月，他随队伍打到广西湘江边。在全州县黄沙河，苦战几天几夜。后有敌军穷追不舍，上有敌机狂轰滥炸。枪林弹雨中，战友们成片倒下，尸横遍野。他不幸负伤，忍痛拔出嵌在手背中的子弹，简单包扎完两处伤口，继续战斗。终因流血过多，昏死过去。
醒来时，他已被敌人俘虏，和几百个战友一起，被关押在兴安县湖广会馆。在黑暗的牢狱中，他每天只吃一小团黑黑的糙米和战友特意留下的青菜，人瘦得皮包骨头；伤口发炎、感染、化脓，终日昏昏沉沉。
孙峰默默地按着张育发的手，他的脉博是这样微弱而不规律地跳动着。他的脸稍稍朝向昏黄的灯光，面无血色，脸颊深深陷下去，呈现出骷髅怪一样黯淡的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