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拍着胸脯保证，肖志华对此只是微微一笑，说道：“事情远不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详细说明一下，你们就会明白稳定四川的任务并不容易。”
历史上武昌起义爆发，四川保路运动是前奏，而且在历史上被给予很高的评价。四川保路同志会也因此具有了掀起群众性的反帝爱国热潮，揭露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清政府卖国卖路罪恶行径的光辉形象。
然而，历史叙述多裂隙，蒲殿俊、罗纶等四川保路领袖真的是那么大公无私，为川民考虑，为国家担忧吗？肖志华在综合了各方情报，进行了精密分析后，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令肖志华难以想象的是，川路公司的内部管理异常混乱，从成立至1908年，铁路还一寸未修，其筹集的八百多万两资金，却已经有一百五十多万两花在了工资及办公经费上，另二百万两又在重庆铜元局这一国有项目上投资失利，损失殆尽。
而川路开办之初，中央批准的筹款方式为四种：“官本之股、公利之股、抽租之股、募集之股”。“抽租之股”就是所谓的“租股”，由政府强行摊派到农户头上，随粮征收，是四种筹款方式中唯一获得公权力保障的，也因此而最为稳定。因为川路股本多来自从农民手中强征的“租股”，所以川中几千万百姓，号称人人皆是股东，而这些租股又是靠设在各地的“租股局”负责征收，点多线长面广，更是漏洞百出，一地鸡毛。
四川的几千万百姓其实并“无股东之能力”，而是在绅商们所把持的政府公权高压下，“强迫为之”。一份留日学生编撰的报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租股之害，莫大于扰民；租股之弊，莫甚于中饱”。各县的“租股局”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第二衙门，四川的基层政权基本被他们架空或控制，大量农民“散户”的股票滞留在“租股局”手里，为管理租股的那些不是干部的干部们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坐吃利息。
因政府将收取租股的任务委托给农村的“**能人”，这些人“专以逢迎官长、欺压乡愚为事”，征收租股既然按照土地计算，正好借此为“收受贿赂、报复仇怨之手段”。强大而毫无监督的公权力，为乡村的**们获得了巨大的寻租空间。这些人在征粮时，往往将租股以“铁路捐”名义先行收缴，然后才征缴正粮（农业税），贫困的农民因此总被安上抗粮的罪名，“鞭笞棰楚，监禁锁押”，“以此卖妻鬻子、倾家破产者不知凡几”，因此，农民之“视铁路也，不以为利己之商业，而以为害人之苛政”。
当清廷宣布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谕令四川立即停止以造路的名义收取“租股”时。这项理应受到川民欢迎的利民政策却激起了轩然**，其原因就是它触犯了蒲殿俊、罗纶等少数把持铁路公司的地方绅商的利益。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完全明白，川路公司造路无望，但是停收“租股”意味着一条财源断绝。他们不想放弃特权，更不允许中央政府查账并接管七百多万两银子的未用路款，于是就用邮传部“卖路卖国”等极端情绪化的语言淆惑人心，发起了保路运动。
精明的运动家们以“冠冕堂皇的演说词”簧鼓愚民，宣传造势，组织一个个大会愤怒声讨滔天罪行，愿景宏大。他们非但要留下七百多万余款（“浮财”）自行支配（即“办实业”），还想狠敲一笔，逼迫清政府为川路公司开办后所有的虚糜、****和倒亏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