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通过广播对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大厦的演说作了答复。这位法国总理这次又郑重地赞扬了英国的备战努力，并嘲笑了德国离间两个西欧盟国的企图。10月12日，张伯伦经过与法国政府及各自治领政府磋商以后，在下院宣布断然拒绝希特勒的建议。张伯伦正确地阐明了希特勒提议“建立他所谓的欧洲安全的稳定因素”，实际上就是要别人“承认他的征服”，并“承认他对被征服国家为所欲为的权利”，张伯伦声称，“要英国接受任何这样的基础是办不到的。”
德国总理演说中的建议是含糊的、不明确的，而且也未含有改正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错误做法的迹象。……因此，其结果是清楚的。德国政府必须用明确的行动，并对他们打算履行的诺言作出有效的保证，来为他们希望和平的诚意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否则我们一定把自己的责任进行到底。现在要由德国来作出抉择了。
如果把张伯伦在这个场合让德国人民抉择的内容分析一下，那就是，要么由德国人自己来废黜希特勒，要么眼看着由英国和法国用武力来废黜他；因为，事情很明显，只要希特勒继续执政，他就既不会放弃已经非法攫取的领土，也不会保证——除了重复他那破了产的诺言——将来不再坚持同样的方针。在希特勒方面，他要求英国和法国默认他直到此时为止从事侵略的全部成果，以交换他那些已成为口头禅的甜言蜜语，而事实总是证明这些甜言蜜语比希特勒在其中吐出这些话的空气还要轻浮。两个西欧国家与德国之间的鸿沟是如此之宽，以致除非通过战争的烈火，没有使之弥合的希望。的确，此时双方都认识到，德苏两国的消灭波兰和瓜分东北欧，并不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东北欧的战争状态，将由西欧和大西洋地区的战争状态继续下去。这破灭了希特勒的幻想，而希特勒对这一新的前景所作出的反应，反过来又将使英国和法国的幻想遭到破灭。但在这时，英法政府却仍在设想着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认为它们不需要采取大规模的、积极的军事行动，单靠进行封锁缓慢地施加压力，就能逐步地使德国就范。而希特勒则别有打算，这些打算在1940年春季和初夏将使他的对手大吃一惊。
1939年8月23日的德苏协定，把东欧划分成德苏势力范围，其早期后果之一，就是德国和苏联及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这时处在苏联势力之下)谈判订立协定，把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迁移到德国势力范围去。在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为此目的而达成的协定中，迁移必然是单方面的，因为在德国势力范围内没有波罗的海国家的少数民族可用来交换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签订的这些协定及其后果，将在本卷的另一章中阐述。在1939年9月28日、1939年11月3日和1940年9月5日签署的有关德苏协定中，不但规定把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迁移到德国势力范围之内，而且也让德国势力范围内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少数民族有权迁移(换句话说，就是注定要被驱逐)到苏联势力范围内。1939年9月28日德苏协定的条文，适用于双方“管辖下”的地区，根据1939年11月3日的协定，这些条文，不仅适用于两次大战期间的波兰领土，而且也适用于两次大战期间的苏联领土，后来又根据1940年9月5日的协定，也适用于在两次大战期间属于罗马尼亚领土而于1940年6月并入苏联以后的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
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协定，其制订和实施无疑都是出于德国的主动，可以推断，德苏协定也是德国提议的。这些都是德国方面的积极行动，它们看来象是一种证据——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此类事情中唯一的证据——表明希特勒在1939年8月23日与苏联谈判德苏两强如何瓜分东欧时，是抱有诚意的。在苏联管辖区散居的德意志人是一支潜伏的第五纵队，正是第三帝国从其居住在德国境外一些地方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所组织起来或将组织起来的那种类型的第五纵队。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居住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在把这些国家并入希特勒欧洲的政治策略上起了关键的作用。希特勒本来可以同样利用在南蒂罗耳的奥地利德意志少数民族，但是为了获得法西斯意大利的友谊而付出一部分必要的代价，他有意放弃了这一做法。关于这一点，他曾以协议的形式向墨索里尼表示了他的诚意，让南蒂罗耳人自由选择，或是迁到勃伦纳以北，或是留在祖传的家园被无情地取消国籍。可以预料，希特勒这时要撤出散居在苏联东欧势力范围内的德意志人，一定对斯大林作了相应的保证，说他打算象尊重意德勃伦纳分界线那样忠实地尊重1939年9月28日签订的俄德在东欧的分界线。然而在协定将要签订时，斯大林也象希特勒本人一样肯定地知道，希特勒所有这一桩接一桩的侵略行动，其最终目的是要为德意志第三帝国在东方谋求一个广阔的“生存空间”，如果希特勒的计划得逞，这个“生存空间”会远远超越已划定的分界线，把苏联的心脏挖出来。怎样解释希特勒的最终目标与当时行动之间这一明显的矛盾呢？
最可能的解释似乎是这样：希特勒一实现他在东方获得“生存空间”的第一步计划时，他就发觉，他受到缺乏人力的牵制，甚至不能开拓他已征服的东方领土的最中心地区。希特勒曾借口德国人是一个“缺乏空间的民族”，来说明第三帝国通过武力，把领土扩张到德意志人在人口中占多数的中欧东部边缘之外的地区是正当的。希特勒提出，要深入广阔的斯拉夫人地区筑起一道道德意志人口的堤防。然而，等到德国对这种侵略进行试验时，却发现，在大战前夕的第三帝国的疆界之内，德国的人口甚至连这类堤防中的第一道亦即最近的一道也筑不起来。从苏联势力范围“遣返”的散居在外的德意志人，希特勒需要把他们移居在瓦尔塔地区——一条狭长地带，沿着瓦尔塔河与内茨河，这个地带将要变成一条连接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的“德国走廊”，从而把“波兰走廊”与维斯瓦河中上游流域的波兰本土隔离开来。其用意是要把一小块一小块相连接的波兰领土，用德意志人聚居的地带围住加以警戒，作为使这些波兰领土德国化的第一步。
纳粹这一政策是普鲁士国家曾经推行过的政策的继续，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普鲁士一贯奉行这个政策，但是显然大大失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解决把它的企图打断为止；这对希特勒以更为野心勃勃的规模，重新推行普鲁士的这一政策的成功前景，乃是一个不佳的预兆。事实是，在东方的“生存空间”安插德意志人口的计划，并不是由于人口的压力(象“缺乏空间的民族”这一口号想要暗示的)所引起的，而是出于政治、军事的考虑；并且直接与工业时代人口的自然流动背道而驰。因为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以后，德国工业蒸蒸日上，一日千里，鲁尔区象磁铁一般吸引了北欧平原上德国和波兰地区的人口。该地对劳动力不断增长的需求，不仅吸引着易北河以东的德国居民向西迁移，也吸引着奥得河以东的波兰居民向西迁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既从德国东边也从德国西边的被征服国家强迫输入非德国人的劳动力，使得涌向鲁尔区的人流空前高涨。事实上，希特勒的开拓“生存空间”的政策，是逆着既是潜在的又是明显的经济势力的潮流而动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使是以德国胜利而结束，这个政策也将一无结果。
由于希特勒和苏联以及波罗的海三国订立协定的结果而离乡背井的人，按照被征服国家的人口来衡量，数目是小的，但是按照个人遭受的苦难来衡量，数目是大的。从波罗的海国家迁出的德意志人的数字，将在本书另一处提及。除波罗的海国家外，要弄清德国管辖区和苏联管辖区之间交换的人数，是比较困难的。从这个地区迁出的德意志人的数字，有一种估计是：从沃林迁出六万四千五百五十四人，从加利西亚迁出五万五千四百四十人，从比亚威斯托克迁出八千零五十三人，从北布科维纳迁出四万二千四百四十一人，从比萨拉比亚迁出九万三千五百四十八人。如果在这些数字之外，再加上按照德国估计根据协定从波罗的海国家迁回的德意志人为十二万人，则蒙受希特勒之害的东方德意志族人共计约四十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