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在5月15日对特伦特的法西斯党高级干部说：“历史以武装的摩托化部队风驰电掣的速度在前进。……时辰一到，我们就进军。”到那个月月底时，意大利军队已经进入战时状态，并以进行防空演习来隐隐地作了一个开端。到26日，墨索里尼接到希特勒的又一封来信和戈林的建议(他建议意大利在德国向巴黎发动进攻的同时介入战争)，受到鼓舞，下定决心在6月的下半月进军；到28日，他在听到比利时投降以后，就把进军的日期提前到6月10日，同一天，齐亚诺突然中断了同英国就封锁问题而进行的谈判，他告诉洛雷因，两国已处于交战的前夕。第二天早晨，墨索里尼召集了他的三军参谋长，告诉他们，他打算在6月5日或者5日以后宣战。他认为，再拖延下去会使德国觉得意大利是在等到万事大吉以后再介入；而且，“乘一个人正要跌倒时给他一拳，这种事我们也做不惯”。与此同时，他担任了最高统帅，感到十分称心满意，尽管国王还没有正式授权给他。在威尼斯宫的这次会议的记录中，除了记载三军参谋长在有关新的司令部的组成的一些枝节问题上发表的意见外，没有提到他们有什么其他的评论。
5月30日，墨索里尼向希特勒宣布了他的决定；但是希特勒劝他再稍等几天，以防法国飞机由于调到意大利前线而得以幸免在法国北部被消灭。于是墨索里尼提议6月10日。到2日晚间，希特勒又希望改在5日，可是墨索里尼这时却说，军队的调动要到10日才能完成，因此，在10日下午，才把意大利的宣战书交给了弗朗索瓦-蓬塞和洛雷因，墨索里尼象惯常一样，在威尼斯宫发表了演说。他告诉国民们，“骰子已经掷下，我们决心破釜沉舟”。在这篇演讲中，他引述说，为了取得进入大洋的通路，为了扩充领土，为了忠于对德国的义务，为了给意大利、给欧洲和给全世界建立一代人时间的公正的和平，正是这些动机，迫使意大利参加了一场(墨索里尼宣称)它曾不遗余力想予以防止的战争。
墨索里尼在1938年9月以调停者的身分从慕尼黑返回意大利时，赢得了他一生经历中所受到的最盛大、最自发的热烈欢迎。相形之下，当他在1940年6月宣战时，公众却比较地无动于衷。宣传工作未能反复地灌输仇恨盟国的思想；意大利人虽然对于遭到封锁有些不满，但是仍旧对盟国的侨民表示同情，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交战状态。另一方面，德国的节节胜利，在意大利人的头脑中产生了一种宿命论的信念，认为德国是无所不能的，认为只有与它联成轴心的政策，才是意大利所能奉行的唯一稳妥的政策。此外，他们还有渴望在商业和领土方面分享胜利果实的念头，以及自我安慰的幻想，认为这场战争不久就将由于西方国家的投降而告结束。同时，在意大利，也象显而易见地在这时的法国那样，人们似乎普遍认为，一到在军事实力上经过较量决定胜负以后，战败的一方立即就将求和，并将在合理的条件下得到和平。这是十八世纪时西方人对战争的一般的看法，在那时候，为了称霸世界而打仗，为了宗教和思想意识而打仗，在玩耍“国王们的游戏”的规则中，是没有地位的。但在十九世纪时，却有一些意大利人以比较英勇的气概参加了战争。加里波迪在1849年罗马失陷以后，对战友们说：“除了流泪、流汗、流血和苦干，我没有别的可以贡献。”丘吉尔的最最鼓舞的警句之一，就是借用了这句话。然而在1940年6月时，在加里波迪的活着的这一代子孙中，大多数人却未能预见到，类似十九世纪中叶意大利复国运动那样的英国的复兴运动，这时即将在丘吉尔的加里波迪式的领导下被唤起。于是，这个法西斯政权就开始在列强中间进行它最后的一次冒险，象寓言中的那个瓦坛子一样，夹在一些大铁锅中间在激流中翻翻滚滚地被冲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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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这时转移到了意大利如何保护一个个东欧国家来对付苏联的问题。意大利同苏联的关系在秋季已经恶化了；确实，齐亚诺自称他曾不遗余力使这种关系恶化，部分原因是他希望造成同德国的不和。报纸上，尤其是在反德的《帕达诺邮报》上，不时发表怀有敌意的文章，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流露出墨索里尼对11月6日的共产国际宣言中某些对意大利的贬词感到不快。可是，德国人却经常不断地在向意大利人证明，他们自己同俄国保持良好关系是有道理的，并且试图通过在罗马进行宣传，来促进意-苏关系的改善。根据里宾特洛甫的报告，到早春时墨索里尼已愿意同俄国言归于好，而舒伦堡(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则推测，莫洛托夫可能也欢迎紧张局势得到缓和。
不久以后，公众对于苏联进攻芬兰所表现的真正的义愤，在示威游行中得到了半官方的支持，身穿制服的法西斯党员也参加了游行，这个场合给人以方便，既发泄反俄的感情，又发泄主张干涉和反对德国的感情。新任的苏联大使戈列尔金原定在12月12日呈递国书，但在11日就离开了罗马，齐亚诺也在28日召回了意大利驻莫斯科的大使奥古斯托?罗索。报纸上和广播中的敌对行动，继续了几个星期，直到新年。1939年2月7日订立的结算协定，彼此心照不宣地继续执行了下去，但是把这个协定展期的谈判，却迟迟不举行，而芬-苏战争一开始，俄国供应意大利的石油也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