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和胡平安说，不到北京，就不知道什么叫大城市，但他到了北京后，却发现这里除了人多车多房子高之外，和东宁几乎没有多大区别。
从市里上访到省里，他吃了不少苦头，遭了不要冷眼，省信访局的人都快认识他了，因为他一天两三回去的，开始人家还按程序办，到后面干脆置之不理，甚至好几次还将他驱赶了出去。
上访的路上，他遇到了不少比他年纪大很多的人，在省信访局遭遇冷眼后，胡平安决定上北京，据几个老上访户说，只有去北京才有效果，于是他买了张硬座火车票，匆匆的上了北京。
可一到这里，才知道人生地不熟是什么滋味，一个大都会中满是陌生的面孔，迷茫的情绪油然而生，但是为了给爷爷申冤，也为了龙阳县死在矿井里的人，他一定要告，而且要告到底。
在北京，大多时候他几乎都是睡在地下通道里，因为身上没有多少钱，而他又不敢问父母要，因为他很清楚父母如果知道他是来上访，肯定会很担心，他每次打电话回去，父母都一个劲的和他说，让他别去告了，民告官是没有胜算的。
但是，胡平安却记得苍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只要心中有光明，这个世界就不黑暗，即使前路迷茫，他也要走出来，他不相信这个国家已经没有申冤的地方，他不信。
只是他很快就遇到了麻烦，尽管他省吃俭用，即使去小旅馆里住，也只是为了去洗一个澡，每天都在路边啃馒头，喝水要么去加油站喝自来水，要么就去公园的喷泉里，一个星期后，他找到信访局时，身上已经没有几个钱了。
在省里上访后，他有了经验，不能老是跑到信访局里去，因为去多了，人家就会烦，所以他是隔三差五去北京信访局，而程序基本上和省信访局是一样的，有材料的交材料，没材料的就登记一下了事。
登记完之后，是与省信访局不同的，这里会把他们所有上访人员都集中到一个点，中午为他们提供一顿免费的午餐，内容就是简单的咸菜和馒头，但胡平安他们不知道的是，信访局的流程非常简单。
在将他们集中起来后，就通知地方政府来领人，如果地方政府没人来，那就清场，该上哪去上哪去，没有人会管他们。
或许是同病相怜，胡平安每次上访之后，在信访局的集中点里吃一顿免费午餐立即就会离开集中点，因为他不想被地方政府抓回去，他一定得在北京等一个消息，这还是一个来自黑龙江的老上访户告诉他的。
后来，他跟着这位姓杨的老上访户找到了一个临时的落脚点，人都叫他老杨头，他是因为家乡拆迁的问题来北京上访的，因为拆迁，他儿子了，儿媳妇当时正怀着孕，因为悲伤过度，在产房里难产，母子两都没保住。
地方政府掩盖事实，草菅人命让老杨头几乎绝望，他和胡平安一样，都是为了寻求一个公正，寻求这个社会的光明，这个国家的光明。
老杨头被抓回去很多次，后来就开始和地方政府的驻京办打游击，老杨头告诉了胡平安很多事情，一些胡平安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说在北京信访局虽然接待外地上访人员，却不会直接处理，只会打电话到地方政府，给地方施压。
但无论如何，能让地方政府感觉到压力，就是他们要的最好的效果，或许是上访的次数错了，老杨头已经完全对这事情不抱希望了，他说之所以留在北京，只是不让他们那的政府舒服，不让那些贪官舒服，让他们时时刻刻都胆战心惊，时时刻刻都担心接到北京的电话。
有时候两人睡在地下的人形过道时，胡平安总是能听到老杨头说的梦话，在梦里这个已经快六十几岁的老人，有一个幸福的家。
那时候，胡平安又是心酸，又是无奈，对这个社会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他甚至想过苍老师的那些话，不断的自言自语，这个社会真的还有光明吗？
老杨头深深的影响了他，即使不能申冤，也绝对不能让县政府好过，绝对不能让那些贪官们好受，于是他在北京的几个月里，几乎都和老杨头在一起，他们把毛爷爷的游击战术运用到了出神入化，几乎没有一次被地方政府抓住的。
直到突然有一天，胡平安起来去买早餐，回来时看到一群戴着“特勤”标志的人将老杨头围了起来，当时胡平安还以为老杨头犯了罪，正准备过去问询，可是本来平静的老杨头看到他却突然发了疯似的挣扎，嘴里还不断朝他喊道：“娃儿，跑啊，跑啊，赶紧跑啊”
直到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凶神恶煞的朝他走过来，胡平安才反应过来，撒腿就跑，不知道跑了多久，“特勤”们终于消失在他身后，他停下来喘息着，周围的人满是异样的目光，那一刻他鼻头一酸，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没有人知道他在哭什么，甚至有人以为他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