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陈庆正途经太原，他是前往大同府巡视防御，顺便视察太原，陪同陈庆访问官员是河东兵马使、都统制牛皋、以及太原知府曹德。
曹德原本是演武堂教谕，也就是军校校长，因为原太原知府兼河东路尚书行台长史张纯孝重病缠身，辞官回乡后，陈庆便任命曹德出任太原知府。
曹德是大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后人，在仁宗年间曹家又因为曹皇后的缘故，成为大宋重要的外戚，在大宋威望很高，不过南宋建立后，这些从前的外戚并不受新天子赵构的重视。
曹德是曹家嫡子，原本是刘光世手下重要将领，刘光世在淮北几次惨败，他有韦太后庇护，没有被追责，追责的板子最后却打在曹德身上，从统制官降为统领，并剥夺了他的爵位。
曹德深感不公，一怒之下前往京兆投靠了陈庆，得到陈庆的重用，先后出任兰州兵马使、凉州制置使，后来又转为文官，筹建并出任演武堂教谕，这次陈庆更是提升他为太原知府兼河东路转运使，并封其为高平郡公，这虽然是一种笼络，但更多却是对他的信任。
至于河东路尚书行台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处于被取消的状态，尚书行台原本是距离统治中心太远，交通和通讯不便，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性行政措施，为内政堂的外派机构，内政堂先后在四川路、河东路、荆湖南路、河南路以及灵夏路设立了尚书行台。
但随着京兆执政能力不断加强，政务、财税、监察等控制能力越来越强大，行台尚书也渐渐要被取消了，率先取消的是灵夏路尚书行台，那里只需要设立灵州府和夏州府就足够了，不需要再多一层尚书行台。
其次就是河东路，河东路距离京兆也比较近，甚至《京报》也开始在河东路发行，只比京兆晚两天，河东府距离京兆甚至比距离太原还要近。
所以当内政堂的政令只需两天就能送到河东路之时，取消河东路尚书行台就势在必行了。
但河东路尚书行台取消需要一个契机，张纯孝的病退就是这样一个契机，内政堂没有任命新的尚书行台长史，副使韩峤也调去出任汉中知府，其他监察、财税、转运都隶属于京兆各署，河东路尚书行台也就徒有其名。
有点扯远了，转回来。
陈庆来到县城东城门旁的一户人家，这是一户北归人，北归人是太原本地人和官府的一种称呼，就是指金国释放回来的被掳汉人，很多是外戚、官员、侍卫、宫女、工匠等等，因为当时河南路还在金国手中，而释放之地正好在太原府，加上太原城人口不足，所以陈庆便将金国释放的被掳之人安置在太原城内。
陈庆视察的这户人家姓张，男主人是礼部郎中张郜的儿子，叫做张纯，他被掳去金国时只有十几岁，父母都因为无法适应辽东严寒天气，在五国城呆了几年便就去世了。
张纯也在二十岁那年娶了一名孤身的宫女为妻，两人相依为命，生下一个儿子，叫做张思南。
在川陕宣抚使司和金国达成交换协议后，五万余名幸存的汉人被释放回大宋，张纯一家也在其中，陈庆特别关照这些被释放的汉人，责令太原府解决他们的居住和生活问题。
张纯一家便分到了这座占地半亩的小院，每月得到一贯钱的补足，还得到三张羊皮。
很快，张纯便在县学堂找到一份教书先生的职务，一个月挣三贯钱，他妻子针线活不错，也接了一些缝制军鞋军袜的活计，每月也能挣一贯三百文钱，家里虽然谈不上富裕，一家人也能其乐融融生活下去了，
陈庆的到来让张纯有点手足无措，好在亲兵护卫和大群官员都在外面，陈庆只有牛皋和曹德陪同，他们也不进屋，就坐在院子里。
陈庆打量一下院子，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一处角落里搭着葡萄架，葡萄藤爬了架子，下面是一副石桌和石凳，张纯不愧是文人子弟，骨子里还透着文雅之气。
张纯见陈庆对石桌感兴趣，不好意思笑道：“这是小人从旧物市场买来的，只花了五十文钱，加上雇车三十文，一共花了八十文钱，估计是哪个大户人家的，金兵也不要这种东西，最后被人搬回家，又拿出来换点小钱。”
陈庆点点头，在一张石凳上坐下，张纯的妻子李氏送来热茶，陈庆看了看茶具，居然是汝窑，可惜不是官窑，只是民窑，但也很不错了。
“这茶具也是从旧货市场淘的？”陈庆笑问道。
“正是！这套茶具只花了八十文，和石桌石凳一起买的，卖家不识货，居然不知道这是汝窑精品，开价一百文，我还价八十文卖给我，虽然它不是官窑，但民窑精品和官窑差不了多少，据说烧窑的工匠都是同一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