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今年50多岁，他从80年代末刚兴起‘民工潮’时，就来广州找活干。做了20多年的民工，几乎没什么变化：身上整天脏兮兮的，只知道闷头干活，辛辛苦苦干一年却只挣到一点钱。我觉得虽然我们都是民工，但是我们的思路大不一样——父亲来到广州打工，脑子里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找活干、挣钱，在他看来，工作没有喜欢不喜欢，只有挣多挣少的问题。我呢，找工作时不仅仅在意工资，工作环境也不能太差了，生活上要有点变化才行，不能三年五年过去了还是老样子，对了，用广告的话就是‘超越自己’。”
小莹想走一条跟父亲不一样的路。从小，她认真地看香港电视剧，认真地学讲纯正的广东话。“我说的白话基本跟本地人的口音没什么区别了。对了，现在我还在跟一个广州本地的男孩子交往，我说自己是番禺人，他一点都不怀疑我。”
任小莹谈起父亲的时候，手机忽然响了，铃声是香港歌手杨千桦的《野孩子》。她敲定了一个晚上的约会，跟一群在专卖店当店员的朋友去玩。“我也快要跳槽到那边了。”
“我爸老是骂我胡思乱想、做白日梦，说做人要踏实。我很不赞成这种看法，难道民工就不能有自己的追求，只能做一个干活的机器吗？”
20岁的余佼佼是兰州大学大三的学生，现在北京一家新闻单位实习。她人生中第一次和媒体发生关系，是三年前考上大学那年，她成为了被记录的对象，她是靠西部开发助学工程的帮助，继续大学学业的。 “我的家庭和别人不太一样，尤其我父亲。”余佼佼试图语气平淡地描述这个情况。
在那个安徽和湖北交界的县城中学，佼佼勤奋学习，她了解的社会热点都在政治课本里，她不怎么看电视，不看报纸，也没有用电脑上过网，实际上在跟社会的接触上，她几乎是隔绝的。只是有次一个同学说起自家的灯都是1000多元一个时，佼佼心里有种被刺伤的感觉。高考成绩出来时，佼佼去查分数，那是她第一次使用电脑，她连开机都不会。
佼佼现在实习的部门关注经济领域，她学习最多的就是经济类的知识，社会事件也会关注，比如她也会去看家乐福网站被黑的链接，但也只是看看。实习结束，“出于自私的考虑”，佼佼打算尽快挣钱，可以扛起家里的负担。
新闻里在播分子抢奥运火炬的新闻，kolly联想到的是，这是政治斗争吗？kolly是个香港女孩，在深圳和广州都生活过，朋友最多还是在广州。她从不和朋友聊政治，即使看新闻也很平和，因为自己不会牵涉其中。不是所有的香港人都认可自己是中国人，但kolly骄傲地承认“我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是“很有力量很有智慧的”。
23岁的kolly从没有为经济状况担过心，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完全不忧生活”的一簇，朋友中有人即使一个月只挣2000元的薪水，也会倾尽所有去买一只日本产的名牌打火机，大不了没生活费时，就跑回家吃父母的。
生于80年代，kolly觉得真是“不上不下、不前不后”，要是早几年，就多了很多就业机会，不然也可以像90后无忧无虑，生活得很幸福。不过真让她挑，她还是想做70后，可以靠自己双手挣未来。
不过有一点kolly有点困惑，因为她碰到的太多同龄人都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即使双亲家庭，父母关系也不好。这些同龄人在家里找不到支持，又不知该怎么办，所以就千方百计不愿意跟父母一起住，只是经济状况撑不住，才偶尔回去寻求援助。
朋友中有不少都属于见识“很表面”的那种，动不动会跟风，人云亦云。大部分人都处于迷茫的状态，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做人为了什么，口头禅就是“到时先算”。
但是几乎所有的同龄人都会玩股票基金，投资是他们都有的概念，kolly的原则是，一定要把投资的钱和生活费分开，因为她还要保证能填饱肚子，有力气玩，她最钟爱的是玩塔罗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质，这是我自己最爱的爱好，需要我用心去连结。”kolly也有梦想，对于未来她很向往；也有物质追求，例如养只最贵的狗，买昂贵的名牌护肤品。
生于1988年，河南人。17岁首度离家到广州打工，起先两年打着零工，边赚边花，没有任何积蓄。去年，在康乐村旁的中大布料市场开起了电动小三轮，拉人，也拉货。开三轮的收入要比想象中好，每月收入在3000元到5000元之间。
他出来3年，从来没有回过家，也没往家里寄过钱。“没赚到大钱，回去我妈肯定要唠叨。”家里在小镇上开杂货店，经济并不紧张，他只是厌烦了老家日复一日的流水账生活。如今，父母对他的唯一期望，就是早日开枝散叶。“看我读书不好，说不定孙子能为老人争点光。”
章业兴距离法定结婚年龄还有几年，他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婚姻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身边的人都很自然地把男女朋友称为“老公/老婆”。认识、恋爱、同居、分手，这些年轻人习惯在少于一年的时间内解决上一辈人花小半辈子处理的问题。
“趁着年轻，就要好好玩。生活啊，就是每天睡，每天吃，赚了钱拿去威风。”每天，他游走在分隔中山大学和康乐村的新港西路上，一边是广州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一边是蜗居着数十万打工青年的城中村。
19岁的他属于南京。在这里出生，长大，读大学。在这个城市从容而有沉淀的气息里，何辰也顺利地成长为一名“文艺青年”。后来他来到南京一所文科高校念书，学习文艺气十足的编导专业。一年后，出乎所有人意料，他全力以赴地考取了法律系的转系生。“我突然不知道学编导专业的意义是什么，将来去做一些自我陶醉的电视片吗？当时的想法是，法律对于社会的发展和健全可能是有最直接作用的。”
但他依然是法律系的文艺青年。他热爱北欧的音乐，期末考试前一天坐车到上海看乐队club8的演出，再连夜坐车回去。大一暑假考上了江苏音乐台的兼职dj，认认真真上了一个多月的班。他也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爱旅行，突然一个决定便从学校消失一周，一个人走过桂林、阳朔和广州。
2008年4月，何辰的生活一如既往。在市郊的大学城，上课，读书，走路戴着耳机。他以往不是个很关注政治的男生，但这个4月不是。他选择在msn上挂上了红心中国，以及不去家乐福。“挂红心就是很干净的爱国表达，我没觉得挂了就是狂热。至于家乐福，我自己不会去，就是表明一个态度，表明对法国的抗议。我也尊重别人继续去的选择。但是我实在不能理解现在网上刻意号召五一去家乐福的行动。如果说愚蠢，这是所有做法中最愚蠢的。”他发觉，随着成长，留给文艺的空间也许会少一些，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却一定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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