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当然是热烈是拥护皇帝的做法，当官若不替民作主，不如回家烤红薯。
可是贪官收手了，社会财富又减少了，这真是个让人伤脑筋的话题。
在如何调动积极性与兼管政治清明上，看来还是任重道远啊。
皇帝想当个明君，可是手段有点过了。
结果是手下是不贪了，可是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被打消了，那无疑也是一种巨大损失啊。
而且伤害最深的当然是凌雪仙子啊，她被千夫所指：
一个卖笑的歌伎有什么资格卷走巨额财富，就凭她能够卖艺吗？最后她只能隐退了。
老皇帝临终前曾忏悔：“若是朕不逼走凌雪仙子，可能国库的收入还能够增加啊。”
这世上的事就如此，可能当初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收到的结果却是背道而驰的。
打击贪官是必须的，那是对百姓的一个交代，但是采取的手段更重要。
炎黄大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虽然严厉打击贪官，甚至不惜剥皮实草，杀一儆百。
可是收到的成效却微乎其微，到了后期，甚至出现：你杀你的，我贪我的。
至今还有人替贪官辩护，说他们是能人：可是若他们不贪，不是不更好吗？
只有积极调动官员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积极创造社会财富时，也能够合理得到回报。
而不是一刀切的以贪赃枉法而没收，就会更合理些。
这或许是老皇帝一生都在思考的问题，所以他才认识到他当年错得有多厉害。
而在炎黄大陆，还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当年遇大灾，结果颗粒无收。
可是知府不去救济百姓，却天天设宴招待宾客，每天大吃大喝。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妇孺皆知的名言最先出自《岳阳楼记》一文，成为千古绝唱。
该文章在捧红了一座吴楚小楼的同时，也令一位极富家国情怀的名臣范仲淹得以彪炳青史，那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北宋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这一年炎黄大陆发生了什么事呢？
四月发生冷青案，结果权知开封府府尹钱明逸没有审明此案。
最终宋仁宗派委派赵槩与包拯再度审理此案，查明了事实真相。
这当然是一次乌龙，天底下想冒充太子的人实在太多了。
当时的范仲淹正在杭州任知府，却碰巧遇上了当地百年一遇的大饥荒。
北宋王朝这初，虽说仓廪实而国力鼎盛，一旦遇荒年，百姓仍是苦不堪言。
史载“吴地的百姓是喜竞渡，好为佛事”，所以佛宗在宋朝的香火十分鼎盛，民间素有富烧香穷算命之说。
范仲淹先是鼓励杭州的大小庙宇修缮佛寺，以大张旗鼓地提倡“赛龙舟”活动。
而且这赛龙舟持续到“从春至夏”，百姓纷纷“空巷出游”，异常拥护。
作为名士范仲淹，泛舟五湖上，诗酒伴清茶，整日里欢宴宾客，而且每席必有歌伎相陪。
一边是饿殍遍野，一边欢歌燕舞！这令朝堂上的御史们再也坐不住了。
要知道他们一直想抓范仲淹的把柄，如此天赐良机，自然要“义愤填膺”行使职责了。
既维护朝庭颜面与纲常，并弘扬正气，在他们看来胜券在握。
于是雪花片一样的奏折堆满御史台“弹劾杭州不恤荒政，游宴兴作，伤财劳民”，似乎言之凿凿，确定能够扳倒范仲淹。
范仲淹此时却不慌不忙地上书一道：“范某之所以如此，正欲发有余之财而惠贫者，使工技佣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致转徙沟壑耳。”
其本旨是利用现有资金进行扶贫，提供公款修建庙宇，给拥有技能的受灾百姓提供工作岗位，使他们衣食无忧，不至于流离失所并倒毙沟壑中。
事实胜于雄辩，反对派至此都被驳得哑口无言，因为杭州率先走出了荒年之阴影，重复繁荣。
贤者的思路看似脑洞大开，可这不是他拍屁股与或拍脑袋空想出来，而是其政治智慧的体现。
于此我们想到炎黄大陆另一个清官海瑞的悲惨下场，这只是一个骨子里有愚忠的旧封建文人。
虽然勇气可嘉，可是下场并不妙，因为他缺少政治智慧。
同样作为抗倭英雄，假如俞大猷也有戚继光的政治智慧，他的下场就会好很多。
在政治较量中，首先是懂得妥协，才能保全自己，然后才打倒敌人。
而就如徐阶与严嵩的斗争中，他的隐忍替他争取到了扳倒严嵩的机会……
康敬塘对凌雪仙子道：“既然是凌雪仙子开了口，康某理应赔偿，可是康某素来有一心愿，还请仙子能够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