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他在这个世界的旅途，谭氏家族终于再添一名男丁，这对于已经快八十的谭钟麟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自从得知谭延有了儿子之后，直隶总督衙门门口变得车水马龙，天津的本地名士和外地的巨商富贾们都排着队的向谭延送去贺仪，像张之洞、李鸿章这样隔着非常远的关系比较近的官场同僚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除了派人送上礼物之外，还发来了贺电---李鸿章想得最是周到，周馥虽然作为广州按察使，但是在半个月前便带着李鸿章的贺礼来到天津，谭府这边刚有动静，他在知道谭钟麟有了孙子之后立刻在李鸿章写得空白片子上添上，直接到谭府拜访。
为了庆贺自己儿子的出生，谭延联合天津各位名士，在当天决定修建敬老院和养孤院各五所，以赡养那些孤苦无依的老人和流浪街头的孩子----虽然这座城市并不是谭氏父子的家乡，但是这里是谭延正式步入帝国政坛的起点，谭延一向重视公益事业，在天津人口中直呼“谭善人”。
谭延虽然向朝中显贵大笔行贿，但自身却廉洁，加上他在工商银行的特殊地位，天津的富豪一向都很给他面子。谭延一振臂高呼，他们立刻给予响应，纷纷慷慨解囊，天津的慈善事业在这几年发展地很快，短时间内各种义学、敬老院、养孤院等慈善场所数量和规模很快便超过了上海。虽然还不能说做到老有所养。街头孤儿绝迹，但整个城市面貌却改善了不少，比其他城市中的流浪人口要少的多。
康有为和他地追随者们在报纸上连连发表文章。除了以往的老调子之外，现在又更多了一个新词“宪政”。而热心国事地大臣们也开始接受这一思想。尽管他们中有些人还并不明白“宪政”的含义，但是已经敏锐的感觉到在光绪皇帝无法掌权，而慈禧太后违背祖制独揽大权方面有很大的问题，从而想以“宪政”来制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
政治是现实的，而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决定推崇“宪政”这并不是没有来由。底层大众都知道“昆明湖换了黄海”这个道理，更何况这些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老油条？如果光绪皇帝执掌政权则是名正言顺，他们也许未必会这么热心。而李鸿章前有顶缸地先例，保不准下次就轮到他们的头上----他们自问没有谭延的手段可以料敌于先，更没有其手下北洋海陆两军精锐之师，同时谭延在山东做的那套教民和拳民两手都硬的法子他们是觉得好，但总觉得有失权位，直隶三省的教民冲突算是平息下来，不过自己的地头上却是愈演愈烈。
各省督抚中不乏开明之士，与妄自尊大的枢臣不同。他们是直接与洋人接触，碰到地事情也远比枢臣要复杂的多，中央内部的封闭无视于各国列强的威胁，这让各省督抚非常不满，他们对变法强国的苛求也更为迫切。与户部解决财政不足地目光放在银行上不同。各省督抚的目光则选择在宪政----限制皇权，这对他们有着更为有利的选择，也更能够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第一个在政坛上掀起“宪政”风暴的是驻法国公使孙宝琦，他从海外得知中国最近地舆论动向后，立刻向国内发电报支持“宪政”。请求立宪。接着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湖广总督王文韶、两广总督李鸿章和云贵总督岑春萱也都发电报请求立宪。因为最近几个月地报纸都是变法维新。宪政的报道也持续了有一段时间，出乎谭延意料之外。慈禧太后并没有因此而大动干戈。
“宪政”说白了就是皇帝担任国家元首，却无权行使国家元首之权力。这对于各位封疆大吏而言是极为有诱惑力地，要不然张之洞和李鸿章等人也不会如此看好宪政，实在是他们吃中央朝秦暮楚的亏太多的缘故。而谭延却深知慈禧太后对权力的渴望，不过她却没有对各省宪政之请做出任何反映，归结到底在大义上她还是太后，皇帝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象征。
各省督抚都上了请立宪折，唯独直隶总督和东北总督没有动静，东北总督刘铭传据闻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阶段，不要说处理政事，就是那笔写字正常思考也做不到，刘铭传都病倒这个份上基本上就算是等死了，他不写立宪折还情有可原，但是一直为“北洋新政”前锋的直隶总督一直没有动静，这就实在是太让人费解了。
李鸿章让周馥带着大礼到天津，固然是以祝贺谭钟麟喜得孙子，而实际上更是想要催促谭钟麟能够和李鸿章等地方大员一起站在宪政的战线上，给朝廷施加压力。李鸿章虽然已经带上了汉奸的帽子，但他在两广有面临另外一个麻烦----南方革命党的威胁。自从王文韶任上的两广就开始变成了南方革命党的舞台，而广东更成了中国的火药桶，只要一点火星就可以爆上一次。
也许是王文韶起初在刚到任广州时的软弱手段，使得广州的革命思潮开始泛滥，还没有等这个昔日用贵州少数民族和湖南起义的铁腕人物有所行动，他就被调到湖北就任湖广总督去了。因为李鸿章被胶州湾事件拖在北京，所以两广实际事务是由周馥一手主持，周馥属于开明人士，对于革命者并没有下狠手镇压，有很多参加起义的革命者通过各种路径可以平安保出，这就使得两广的革命形势更加高涨。
广州开放非常早。这里地民风相对其他地区要开明的多，革命党在这里开展起义可以说有相当的民众基础。王文韶当初被调走可以说是始于谭延地策划，因为这个王文韶一面有着点头虫的外号。另外又有一个“血手”地狠名，有这么一个人也许会一时放过革命者。总有一次会让他彻底血洗广州，不如赶快将他弄到湖北。
面对广州的日益汹涌的革命形势，曾经大肆杀俘的李鸿章偏偏就手软了----革命党和太平天国有着很大的不同，也许是出国一次使得李鸿章的思想转变很大，对于两广境内的革命党起义，他也是采取镇压但并不“酷杀”的对应办法。而正是与革命党在两广对峙地李鸿章也从幕僚口中了解到革命党的思想，他在接到孙宝琦上书朝廷立宪的消息后，认为立宪可以弥合这种与革命党之间的矛盾。遂主张立宪以兵不血刃的平息革命。
谭钟麟可谓是疆臣之中和慈禧太后关系最为密切，而能够左右谭钟麟的政见的，也唯有他的儿子山东巡抚谭延。周馥此时前往谭府贺喜，身上所肩负地使命也是希望能够疏通谭氏父子，使其赞成立宪。对于周馥而言，他相信谭氏父子和其他疆臣都有着同样的利益，尤其是北洋海防时刻要经受外国列强的冲击，日本联合舰队和北洋海军的对峙尤甚。
朝野都相信像日本那样立宪开始变法才能够让中国再次中兴。摆脱被动挨打的命运，谭氏父子如果不想做李鸿章第二，那最稳妥地方式以宪政来抑制皇权，免得再次出现甲午战争前海军军费被挪用修园子的状况。
周馥带来了李鸿章给谭钟麟的亲笔信，信中洋洋洒洒千余言。大致说国家危及，“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修补无益矣。公今揽天下重点，肩负天下重任，应体察世界之大势。成尊主庇民之大绩……”
谭延从谭钟麟手中接过信件后。如果不是周馥亲手送过来的，他还以为是康有为写来的。当然如果有推翻满清地字眼，那就直接改成孙中山好了。对于李鸿章向变法派转变他早有预料，但是这个转变有些未免大了些，难道说老李在广东受了什么刺激不成？！他可是知道在甲午战争期间孙中山似乎来过直隶总督府----尽管那个人很年轻，但已有了后世画像上地面目。
在李鸿章出国访问期间，清廷设在伦敦的机构秘密逮捕了孙中山，为了营救孙中山而闹起了轩然大波，最终孙中山安然逃脱。谭延不知道“孙中山”地名字才刚起了不到一年，他以前被捕的时候还叫孙文，“孙逸仙”这个名字在海外华人中的名气自从伦敦被捕之后也愈来愈大，开始有些后世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