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国北京愈演愈烈的公车上书的同一天，俄国政府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会上反驳了“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的主张，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指望日本的友谊，它不仅对中国战争，还要对俄国战争，以后会是对全欧洲，日人在占领朝鲜以后，决不会止于此，无疑将向北推进殖民。”
拥有很大权势的财政大臣维特发言说：“日本之进行战争，是我们开始建筑西伯利亚铁道的后果。欧洲列强及日本大概都意识到，不久的将来就要瓜分中国。他们认为在瓜分时，由于西伯利亚铁道，我们的机会便大大增加。日本的敌对行动主要是针对我国的，假使日本占领朝鲜，对我们将构成威胁，以后大概会引起朝鲜的全部归并日本……我们应坚决声明，我们不能容许日本占领朝鲜，假使不履行我们的要求，我们将采取适当的措施。”
维特还明确的指出：“这样我们就成为中国的救星，因为中国的满族统治者的发祥地就在与朝鲜一江之隔的盛京，正如同中国人固执的认为修建经过祖先坟墓附近的铁路会给他们带来厄运一样，中国的统治者是不会允许日本人的武力如此靠近他们祖先发迹的地方。中国会尊重我们的效劳，因而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们的国界。”
大臣们还考虑到，一旦日本拒绝撤出朝鲜，则由占有优势的海军先对日本开始行动。以便使陆军有时间准备就绪。最后。会议以维特的意见为基础作出了结论。
罗拔诺夫虽不相信与日本有友好关系，但也担心引起对日战争，故迟迟未将会议记录上奏。五天后他将会议记录送请尼古拉二世批示。沙皇命于十七日在皇宫里再召开一次会议。参加会议地除维特、罗拔诺夫外，只有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和海军元帅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会上，维特对特别会议地结论进行了解释，在这次会议上除了维特之外其他人很少说话，甚至是没有说话，维特赢得了沙皇的支持——这是俄国在随后的几年中对外关系地一次非常重要的转折。
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对于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反对与日本友好是出于帝国在远东殖民政策的需要。俄国在战前的远东政策对于中国的防范程度远高于日本，只有最近几年日本在朝鲜问题上过于活跃才引来了俄国对它地关注，不断的上升其敌对指数，最终在战后鉴于中国和日本在战争与和谈中的表现，将日本确立为远东第一敌手，其对华政策由防范演变成了联华。
罗拔诺夫和维特对日本的态度和顾虑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在于对于国内环境恶化的评估上。显然罗拔诺夫显得更加悲观一些，虽然帝国在远东战争爆发后。派遣了一支目前为止远东最为强大的舰队，但罗拔诺夫不认为这支舰队能够让日本退缩，倒不是因为日本地军事实力，而是因为俄国在远东推行殖民政策的老对手——大英帝国。
各国驻华在北京的公使在第一时间获悉大清帝国皇帝已经在《上海和约》上签字用宝后。很快这个消息被扩散到全世界。甲午战争的焦点从中日两国转移到了欧洲，各国列强出于本国地利益或是殖民需要。对中日甲午战争的过程和所引起地后果，如同俄国一样纷纷召开特别会议，以便讨论本国日后在远东的各种政策和方向。
天还没有亮，四周都是黑沉沉的一片，远远可以听到楼传来的四更鼓声，就在这个时候谭延闿和方榕卿早早的就到了顺天府贡院的大门前。在这京城边缘寒冷而显得空旷的贡院门前，谭延闿可以看到不断的有人匆匆而过，而贡院的门前站满了和他一样准备进场考实的举子，人手一盏的油纸灯笼将贡院门前宽阔的场地上照耀的一片昏黄。
“黎明前的黑暗啊！”谭延闿看到眼前这番景象，心中不由得生出这么一种感受。场中的举子虽然马上就要接受这场关系到他们个人命运的考试，但是他们所谈论最多的话题并非是会试，而是前几天的公车上书事件，其中人群聚集的最紧密的一群核心便是发动公车上书的核心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了。
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谭延闿前生的记忆可是印象深刻，他心中非常明白，这次公车上书也是这两位近代史上颇为著名的人物出现在这个大时代舞台上的处子秀。由此为开端他们的命运将会发生巨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不仅深刻的影响了他们自己的命运，还使得一些人脱离了原本平庸的人生轨道，走向了一条更加让人热血沸腾的道路。
和梁启超，还有他们的跟随者，不管他们日后是志同最后，还是中途分道扬鏣，他们日后的奋斗同样也深刻的影响到了这个似醒非醒的老大帝国的前进方向，成为了开启大时代的一个标志件。
因为天色比较昏暗，梁启超和康有为周围聚集的举子人数也比较多，所以谭延闿并没有凑上前去看看这两位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到底长得什么样。
“也许是我太过懦弱了吧？！”谭延闿突然自言自语的轻声说道。
方榕卿也许感到谭延闿的落寞，便紧紧的攥住他的手轻声说道：“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夫君志向与之不同，自然当有取舍，有的时候退步走…手机小说站 n开并不代表懦弱，而是为了日后更加坚强！”
谭延闿听后不禁惊异的看着方榕卿，他很难相信这是方榕卿能够说出来的话，这话的语气倒是像他前生时代中女友安慰受挫地男人所说地鼓励重新振作的话。他微微摇摇头说道：“是为夫太过懦弱了，没有勇气和他们站在一起来面对国家所遇到的重大挫折。也许这一切也有改变地余地。只不过为夫缺乏屈原那种‘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勇气罢了……”
方榕卿听后也开始沉默了——她的父亲谭延闿的岳父，四川总督方汝翼也在上书朝廷，希望能够再与日本重开谈判。以此尽力削减《上海和约》的赔款数额，并且争取大清帝国在朝鲜的利益，尽量限制日本在朝鲜地驻军数量，以保证大清盛京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