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蒂还有充分时间去“游说”自己的选民们——其实，至少凯蒂选区的泰晤士河畔金士顿的选民并不是特别注重传说中的国民医疗体系。因为这些人大部分都有作为员工福利的商业医疗保险，而且因为年龄和健身，也不怎么用得上国民医疗体系。可对这些城镇中产来说，他们仍然有可能陷入困顿的，所以持“有总比没有好”的态度。
与其说英国创立了第一个现代化的国民医保体系，不如说是他们通过限制教会的权力，把教会的救助职能给转移到当局手里。即使到了现在，很多的公立学校也都是教会学校，通过普世教育“教化”子民。由于教会和当局的财产重叠部分太多，当局是没有能力搞政教分离的，所以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在不能搞政教分离的前提下，这些历史传统是不是应该在现代社会继续适用。
左翼的劳工合作党认为应当摒弃传统，嫌弃中左路线的辉格党不够左，中右的托利党认为辉格党不够传统——当民权已经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变成不可触碰的红线，完成历史任务的辉格党也自然就捞不到什么选票。
其实这也是整个世界中间派系都面临的一个问题，80年代，英美以“新辉格主义”为口号，以弗里德曼的货币供应理论为主导思想，然后为了当局的经济稳定和选票，给了市场主体大量补贴——结果变成当局影响并占据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干预工具更加多样化了——一直想搞稳定经贸、稳定货币的各国辉格党自然就没有出路，不过传统的城镇中产还是非常支持辉格党的，献金来源稀缺却也稳定。
问题也在这儿，辉格们一直都是稀缺的稳定，主要铁板一块的也就是伦敦西南和巴斯两个区域；因为迟迟拿不到稳定的投票份额，导致大型游说组织也不愿意往辉格党投钱，没钱也就更缺乏激发选民的投票热忱，一直就这么不死不活地吊着。
因为这样的原因，林义龙虽然会付给所有主要派系游说基金现金，却几乎都是按照“比例原则”给不同的数额，每年给辉格党的钱也就是不到12左右——这些款项都是凯蒂经手的经常项目——凯蒂也经常抱怨，却只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
“所以，凯蒂经常埋怨我不支持她。”林义龙在俱乐部的客厅里，这么跟默克先生谈论年前的大选，“我其实在哪儿投票都这个味道，我如果在威尔士投票，杯水车薪；如果在金士顿投票，也没办法锦上添花。”
林义龙没在大伦敦区投票，他回到了布莱肯林场的塔尔波特港选区，这里的居民很多都是纳迪亚手下的工人，也是劳工合作党的铁票仓，以至于居住在塔尔波特港附近的农民也对投票兴趣泛泛。
“唉，真是遗憾。”默克先生的资产处理终于结束，几个最核心的问题都处理干净，“对了，我打算安家了。”
“为什么我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地都要结婚”林义龙叹道，“是上帝启示我要也要结婚建立家庭吗”
“什么意思”
“就是从去年开始，跟我关系很好的几个说是要独身主义的几个朋友都说要结婚了。”林义龙如实作答，“没想到你也一样。”
“我倒不是因为别的什么。”默克先生谈起了他的个人原因，“这不是把我的财产之类的厘清了嘛，我觉得现在可以了。是该结婚的时候了。”
“e”林义龙笑了笑，“你喜欢就好，结婚的时候别忘了叫我去赴婚宴。”
“没问题。”默克先生笑道。
两个朋友又聊了聊和他们信托有关的事项，妥谈各种条款之后，默克先生也就成了基金的合伙人。
凯蒂因为要参加晚间辩论，刚好可以和林义龙一起回去，不过波莉和塞莉姐妹俩却不能体会母亲的难处，因为没看到自己的父母，即使被保姆哄着，整晚都在公寓哭闹。
回家后，林义龙抱着波莉，凯蒂
蒂哄着塞莉，安心了的女儿们在父母的怀里安静地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