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坤和林义龙两人虽然告别，可并不是就这么在机场告别离境了，他们都有别的事儿要做——许振坤要代表他的父母去拜祭老家的祖先。
至于林义龙，回到了香江，在雷的介绍下，找了分部的一个秘书跟他的一个内地的联系和他的助手见面，并在有关案件的询问笔录上签字。
随后，联系人也在林义龙秘书记录的笔录上签字。
“......只不过是风险问题，这不符合我当事人的合规程序。”林义龙向他的联系人解释着为什么提交证据的原因，但坚决驳斥了联系人要求追讨财产的借口，“我们不能为一笔款项付两次钱。”
“我们不会让他去新南威尔士起诉你们的。”来人说道，“我可以这样为你们保证。”
“很遗憾，但新南威尔士法院并不那么认为，我们的立场很直接，要么豁免我们的民事义务，要么通过正式的官方渠道解决，不然对谁都是隐患。”林义龙把话说死，敲掉对方的臆想，“我们能做的，也就是完全配合调查，但事后处理和追责方面，也请你们考虑我们的难处。”
“跟我们合作是你和许振坤唯一出路。”来人的助手这样威慑。
“我的当事人对你们已经很合作了。”林义龙不卑不亢，笑着答道，“我相信我们手里保存着的官方文书和正式信函，都能让我们洗脱指控。你们指控的是一个在新南威尔士州注册的商业实体，我们已经妥善地履行了我们的报告义务；下一步深入配合的话，也需要共同努力，而不是我们这边的单方行动。
“我们能够做得也仅仅是简便程序，接到通知之后直接付讫，而不是到法院查封扣押而申请答辩。”林义龙答道，“当你考虑到域外治权的时候，一定要相当小心。”
林义龙是清楚他的联系人走正式的联络渠道是有困难的，可正如他说的那样，剩下的就是两边司法系统的问题——然而，如果真的走司法合作的渠道，也就不需要林义龙和许振坤两个人做什么了，可许振坤可以根据比例原则，停止中止相关程序的执行，林义龙的表态也不算什么废话，但最终是不是提起中止程序的抗辩毕竟“此一时彼一时”。
“好吧，我看看我这里能不能努努力。”联络人没看出林义龙有什么抗拒合作的态度，叹了一口气，“有什么好消息，我们会通知你。”
“我随时恭候，希望能听到更好的消息。”林义龙笑着，然后和他的负责记录的秘书，一起离开。
“又是一笔收益？”雷处理完公务，中午把林义龙约在了一家经营“鱼和薯条”的餐馆，这样问道。
“不，是一笔损失。”林义龙答道，“损失了，就没有收益了嘛。”
“让我想想看，这笔正好基金结束封闭后可兑现之后的第七年刚刚好损失完？”雷问道。
“这是我的那位朋友的问题，跟我没太大关系。”林义龙答道，“谁知道呢，经济形势这么错综复杂，总要费一些力气。只不过，对一个年均收入入能达到150万澳刀的基金经理人来说，有没有这些钱，不会有人信的。”
许振坤的投资每年确实是150万澳刀，可他投资的都是澳洲邦联债券，高风险的投资也仅仅是为了满足他父母申请签证需要的50万刀最低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