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特和姚明明去南京的第二天，夏露实习那家银行里，私人银行部高级经理阿尔伯特-张，看见他的上司，就是那天一起参加年夫人的见面会、又一起去医院探视夏露的中年花白头发，高先生，在几个高级经理的陪侍下，朝执行总监雷先生的楼层过去开会。阿尔伯特-张觉得嘴里发苦：以往有这样的机会，都是他站在离高先生最靠近的位置，一起去见雷先生的。
阿尔伯特-张很想平静的看待这件事，但是他才刚刚买了贝沙湾附近的学区房。别看是45年的老楼，使用面积只有1千多平方呎（110平米），但是他是花了4500万港元买的。除了其中4成的资金是卖了原来的房子和母亲的老房子换来的，其余的都是从银行贷款借来的各种贷款。
他太太，像一般他这个位置的经理的太太们一样都是专心在家相夫教子，没有收入；他还有一个九岁的儿子和一个四岁的女儿就读香港最贵的国际学校的小学部和幼儿园部。
如果真的因为夏露的事情，自己被边缘化了，那么自己一家的生活不就都毁了吗？
等高先生跟经理们再次路过他的办公室门口时，阿尔伯特-张就坐不住了。他陪着笑脸，跟在众人身后，想一起进高先生的办公室，却被上司发现了。他用平调子，没有任何情感的对最后缩缩着的阿尔伯特-张说：
“阿尔伯特，这里没有事情了。你出去吧？”
然后，一个同僚，忍着一脸笑，在阿尔伯特-张面前关上了高先生办公室的门。阿尔伯特-张觉得路过的所有人都在小声议论他，或者盯着他。假使他真的看见一两个脸色平静的，他也觉得这些人是在心里叨叨自己。他在高先生门口又站了两分钟，办公室门打开了。一个同僚露出脸来：“高先生要见你。”
阿尔伯特-张赶紧进了办公室门，小心翼翼的、从下往上抬着眼皮、看着上司。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很不是时候的震动起来。他不敢看是谁的来电，只好僵持着。高先生坐在他的老板桌后面，示意他先接电话。
阿尔伯特-张低头一看，居然是他大哥。为了买现在的房子，他去求老娘把房子倒给他、卖了。然后他就把老娘送到了大哥家暂住。可是贷款的还款压力太大，他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支付过大哥夫妇、给母亲的养老钱(在香港叫“家用”的资金)。他猜着这又是来问他“家用”的事情，于是毫不犹豫的挂了电话。
才要说话，电话又响起来，他不得不谄笑着把手机关掉。可是，还没等高先生示意他坐下来，高先生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高先生一看是老板雷先生的电话，赶紧毕恭毕敬的接了起来：
“雷生？”
“雷生，是的，阿尔伯特-张在我这里。我这就叫他给您回电话。”说着，高先生一脸不悦的把电话递给了阿尔伯特-张。里面传来银行执行总监雷先生的声音：
“阿尔伯特，你是不是对我有不满？”
“雷生，我-----”阿尔伯特吓得差点跪在地上，就怕老板一怒炒了自己。
“我刚才给你打电话，你不接，还关机？”
阿尔伯特-张觉得自己最近是走了大霉运，喝凉水都塞牙：“不好意思，雷生。我---”
“我听助理说，那个实习生的母亲来香港照顾她了。应该是情况有改善了。你最近专注这件工作的对接就可以了。”说完，总监挂了电话。阿尔伯特-张拱着腰、把电话还给高先生。
“既然老板亲自告诉你了，我就不用多话了。现在那个实习生的情况---你去好好处理，不要再搞得警察天天上门。”高先生说得好像自己跟这件事全然无关，全是阿尔伯特-张一个人闯出来的祸。阿尔伯特-张只有使劲点头。
“更不可以让媒体炒作！”
阿尔伯特-张觉得自己芒生背上，只有继续点头。
等高先生再次让他出去，阿尔伯特-张赶紧跑回自己的办公室，打开了手机。果然，第二个电话显示的是总监办公室来电。他叹了一口气，就听见手机再一次响了。这一回还是大哥家的电话。他很不耐烦的接起来。
打电话的人是他母亲的随身陪护，一个印尼的女佣。这个女佣是华裔，但是不会说中文，是到了香港以后才学会一点广东话的。她似乎又惊又怕，用广东话、英语和印尼话穿插着说：阿尔伯特-张的母亲被紧急送医院了，现在急着找他过去。
“得了，我知道了。”阿尔伯特-张气呼呼的挂了电话。
他觉得这不过是大哥夫妇又新想出来的催“家用”的办法。但是他这个月真的手紧，老婆因为要参加银行家属聚会，必须提前去做美容美发美甲，花了三万多；儿子和女儿有马术班、小提琴班和绘画班的学费要交，还有他们国际学校的学费；自家房子的房贷和利息要支付！现在真的是没有大哥大嫂要求的三千港元给母亲了。
再说，阿尔伯特-张转头想，觉得大哥大嫂都是有工作的人，哪里差这么一点小钱，居然想着各种办法来催自己，就是做财务的大哥太小气！
没等他发完火，他办公桌上的内线又响了，是高先生的助理。阿尔伯特-张赶紧把刚才的口气吞回肚子里，摆出一份非常职业的银行家温情口吻问助理“怎么了”。
“高生提醒您尽快去医院探视一下那位实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