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刘尚武、张达、方兴等人走进帅船的舱室之时，刘师勇依然在想着苏刘义所说的那道旨意,但东的这份旨意并不是什么密旨，因为否则他是不会把它给宋末三杰看的。
他在这张纸上写到：“自我大宋立朝以来，输岁币者有之，贡赐千万者亦有之。然则，朝廷漂泊海上、沦落荒岛之时，何人曾予丝毫之助益？该至者仍至。”
哪个穿越者在这份旨意中不乏挑唆之意，他也的确对哪个半岛、尤其是南边的有些人，心里有点不舒服。因为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哪个半岛上的有些人跟着日本人到这块土地上没做什么好事，甚至比日本人还他妈的不是东西，独有的“棒子”就是指他们，这些人后来全跑到了南边。
不要说什么对错，就冲这点，当年哪个半岛战争也该打。怎么，让这些“翻译官”再领另一个“鬼子”到家门口？
也许过去的事情的确不该提了，因为中国人讲究的就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但后来他们竟然发展到什么东西都是他们的了，他怎么不说米国的东西也是他们的？讲白了其实就一句，看老子好说话。
东还不至于“丧心病狂”到了在这个时代要专门对付哪个半岛的地步，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借此机会扭转扭转他的重臣们的一些观念，并为这个帝国立下新的规矩。
中国的朝贡制度，据说是大禹的时候定下来的。哪个时候各地的小部落给天下的共主，其实也就是大族长定期送点土特产。这完全可以看做是后世各国政府施行的、地方上缴中央财政政策的雏形。
东并不反对这个举措。天子也好，朝廷也罢，管管天下事务，总是要花钱的，要人家把嘴吊起来做事，那根本不现实，只不过要讲究个度，不能过份。再说了，有了这个制度，就是兄弟咱这个帝王，每年也能收点“礼”，古人的确还是聪明滴。
但问题是，这本来是一个内部的制度，可它却在后代被儒生们拿出来应用到对外的关系上，而且越用越变味。
如果回顾帝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完全可以下结论：在历代的朝贡制度下，帝国不仅没有从它的属国得到什么好处，相反，一旦别人来了，赐得倒不少。讲难听点，实际上就是倒贴。
中国大一统的朝代中，汉代历经高祖、惠帝刘盈、高后、文帝、景帝，至武帝刘彻历六世、近百年的时间达到极盛，而唐自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武后、中宗李显、睿宗李旦至玄宗，也是近百年才有开元盛世。就是大宋，还是一样，历经四世到了仁宗在位的后期，帝国经济才真正有了大幅增长。仁宗赵祯养生之道学的好，在位可是有41年的。
历史的记录清楚地表明，帝国统一之后，总要用百年的时光，经济才能完全得到发展，社会财富才能得到真正的积累。
好容易帝国积累的财富，就这样白白的给别人，祖宗是这样教的？大禹定下来的，是收，不是送。
可以说，中国的历朝历代，从汉代开始，在这方面，没有一个交出一份好的答卷。而这个弊端的根，就在儒生们鼓吹的四个字上，“四夷来朝”。
宋代自建朝以来，前来朝贡的国家也不少，但它一样是建立在巨额赏赐的基础上的。尤其是在太宗赵光义两次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均惨败，以及真宗打了胜仗反而签了耻辱的“澶渊之盟”之后，为了给自己找回脸面，在大臣们的策划下，帝国派人携诏书、金帛等前往海外国家邀其朝贡，以达到“壮朝廷之威灵，耸外夷之观听”的目的。
邀请别人来做点小生意也没什么，反正中国人做生意也亏不到哪去，可花钱请人来朝贡，你这不是招蜂引蝶吗？退一万步讲，引点小蝴蝶也就算了，你还把蛰人的蜂也给招来了，这不是脑袋进水了是什么？怪不得别人总是那么眼红。
客观地说，帝国的精英中间也不是没有人认识到其中的弊端，其代表人物就是苏刘义的祖先苏大胡子，而且他针对的恰恰就是哪个半岛。
“臣伏见高丽人使，每一次入贡，朝廷及淮浙两路赐予馈送燕劳之费，约十余万贯，而修饰亭馆，骚动行市，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馈遗外，并无丝毫之利，而有五害，不可不陈也。所得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所费皆是帑廪之实，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马什物，搅挠行市，修饰亭馆，民力暗有陪填，此二害也。高丽所得赐予，若不分遗契丹，则契丹安肯听其来贡，显是借寇兵而资盗粮，此三害也。高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为利，度其本心，终必为契丹用。何也？彼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图画山川形胜，窥测虚实，岂复有善意哉？此四害也。庆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为中国之曲，今乃招来其与国，使频岁入贡，其曲甚于塘泊。幸今契丹恭顺，不敢生事，万一异日有桀黠之虏，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
在整个宋代，虽然因先有辽、后有金、蒙元，实际上帝国和他们陆路隔绝，但哪个半岛没少通过海路来朝贡。苏轼在元丰年间多次上奏反对这种朝贡关系，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