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忙从烟盒里抽出支烟给他，又掏出打火机给他点燃了。杨伟深深地吸了一口，过了差不多一分钟才张开嘴将那青色的烟雾吐出，在这朦胧飘忽着的青雾里，杨伟很平静地说：“这件事还要从我小时侯说起……”
“虽然我家世代都是住在农村里，但我父亲却是个很有远见的人，他不甘心一辈子做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直在琢磨着要怎样才能走出这个禁锢了他差不多半辈子的地方。所以改革开放的初期，也就是1983年，我8岁的时候，我父亲承包了不远处山里的一座大煤窑，对了，我们那儿的山上盛产煤矿，而且全都是质量最好的无烟煤，那时侯大家都对政策的突然变化还不敢相信，都怕以后再来一次运动，再次会打倒资本主义和这些出头鸟，不过我父亲已经无法再忍耐这日复一日的单调耕种生涯，他想去大城市里过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为了实现他的梦想，他决心一搏。所以当他提出了要承包煤窑时，没有人与他竞争，父亲很顺利的就拿到了承包权……”
说到这里，杨伟向我伸出了手：“再给我支烟。”
我干脆将整包烟和打火机全都放在他手里，杨伟从烟盒里抽出支烟后，在手中又把玩了两分钟才接上火，烟雾中，杨伟的脸有些模糊，有着一种我说不清是悲是喜的奇怪神情。这时候林箐也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抱起正独自闷声不响玩着玩具的磊磊，坐得离我远远的，一起静侯杨伟将他的这个故事再接着说下去。
“我们那儿都把煤矿叫做黑金，何况我父亲所承包的那山上又是附近最好的煤，那段日子，县城里只要用煤的人家几乎都是在用着我们家采出来的煤，煤窑旁边时时刻刻都停着十几台等候拉煤的汽车，多的时候甚至有几十台，所以我家很快就有了钱。在承包了几个月后，我父亲就在不远的地方重新买了块地，修建了一栋当时我们村独一无二的红砖大房，还买了我们村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和洗衣机。村民们这时候才开始佩服我父亲，连带着我们四姐弟不管走到哪都有人热情款待，哦，我忘了说我们一起是姐弟4个，我上面的是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杨伟手中的烟又已燃完，他再度从烟盒里抽出支烟点燃：“那时村里有很多男人，甚至还有不少女人都在我家里的煤窑打工挖煤，因此我们几姐弟只要在村里转上一圈，口袋里总会被塞满了糖果，有的人家里穷，没有糖果给我们，就连红薯都要塞几个放在我们手上，村里的孩子们也将我们当成了头，我们说什么他们便干什么。我记得我们几姐弟在小学时的成绩都不大好，家里承包煤矿前经常被老师罚站，但是有了钱后，老师们就再也没有骂过我们，特别是我父亲给学校里捐了10台电风扇后，学校领导每天都专为我们安排了老师补课……”
杨伟说到这，含意不明地“嘿嘿”笑了两声，又接下去说：“我父亲签订的承包合同是两年，在正好承包了一年的那天，家里买了很多酒菜庆祝，他当时对我母亲说：‘花无百日红，煤窑的风险太大，安全不能保障，做完这两年我就不准备再承包了，到时咱们全家都搬到城里去，哈哈，以后咱们就是城市人了。’我当时年纪很少，自然不明白父亲的意思，但是听到以后能住在城里，心里却非常的高兴，我跟母亲去过几次城里，那儿有很多好看的图画书，有吃不完的各种糖果，更有村里所没有的电影院……”
杨伟的目光穿过客厅的玻璃窗，空洞地望向遥远的天际：“那天我父亲喝了很多酒，到后来说话都大了舌头，走起路来也东倒西歪的不能稳住，我母亲说‘你今晚就别去窑里吧，好好在家休息一晚，这几个月没看到你停下来过，别为钱累坏了身子。’父亲笑着亲了亲母亲的脸，我们几姐弟都大叫着：‘不要脸，男人亲女人。’父亲‘哈哈’笑了几声，抱着我们每人都亲了几口，然后对母亲说：‘为了你们，趁我现在还年轻有劲，多累点也没关系。’母亲说：‘那你到窑里看一下就快点回来休息吧。’父亲回答她：‘知道了，罗嗦。’然后走出了门，出了门后，父亲又回头说：‘你别等我了，早点休息吧，我走了，你要好好照顾孩子们。’……”
杨伟这时候眼中已满是泪水，突然用双手紧紧抱住了头，将脑袋埋到了膝盖上，小声地抽泣着说：“现在回想起来，父亲那时候的话就象是在交代后事，可惜我们谁都没有预测的本领，以后只要一想起来，我就好恨自己当时为什么只顾着去啃鸡腿，怎么就不知道要把父亲给硬拉着留下来……”
我明白后来肯定发生了什么惊人的意外，想要安慰杨伟几句，但却拙于言辞，不知道要怎么去说，只怕随便开口反倒恰得其反，更会勾起杨伟的伤心。想了想，我只好继续保持着沉默。
林箐这时开了口，她眼光中隐隐有泪光闪烁，想必也猜到了立即将要发生在杨伟父亲身上的事，她柔声对杨伟说：“杨伟……以前的事就别再去想，也别再说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你那时候还小，什么都不懂，再说有些事是无法预料的……怎么能去这样责怪你自己呢？”
房中一片沉寂，我们都没有再开口说话，空气中飘荡着的只有杨伟拼命压抑但仍从膝盖上，指缝中透出的轻轻哭泣声。
3岁的磊磊坐在林箐腿上，睁大了那双不明世事的眼睛，有点迷惘地看看我们这个又看看那个，浑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