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1953年，江浦大旱。河塘干涸见底，田地龟裂，禾苗枯萎，此时江潮上涨，水位已高过堤内农田，急需挖开江堤，放水灌溉。林散之急找县委书记陈述自己的经验与建议，但此事非同小可，书记甚感为难。感情真切的林散之不由出言暴躁：“江水一定要立即放，要是出事，杀我的头！”书记理解，急召集会议，研究通过了林的建议，这一年整个江浦圩区获得了好收成。
林散之出了大名后，常有各种年龄层次、各种职业的学书者前来求教。其中有不少自命不凡者，出示作品本想得到他的赞扬，不料他不通世故，劈头就是数句直言相告，遭致来者怨恨不已。也有不少真诚求教者，接受其指教，认真学习。林每见有所进益，喜形于色，交谈甚欢，往往还主动作书为赠。杰出诗人、书法家高二适，人多畏其性烈，好骂人，敬而远之。然他与林二人间则互为仰慕，常诗书往还，或相叙不知日夜，互相引为知己不可多得。可见林散之待人、交友皆对之以真诚，这是艺术家最可宝贵的品质，林曾说：“文艺家要做真人，不要做假人欺世。”他自己正是“做真人”的楷模。
林散之治学有一往无前的钻劲。他十七岁即以范仲淹名言“不及，非人也”为座右铭，并取号“三痴生”。他痴情于诗、书、画，终生未曾辍止。
他二十六岁开始编纂的《山水类编》，全书共二十九卷，三十五万余字，汇集前人有关山水画的论述，内容采自数百种文献，历时三年余完成。在当时，可谓一大工程，他人未曾做过，可见其心志。1930年，林曾将此书抄本携去上海，请其师黄宾虹审正。黄仔细阅过，并作了眉批，并打算推荐给神州国光社出版，后因抗战起，未果。
他牢记黄宾虹“师古人，更要师造化”的教导，通过几年节衣缩食，积累了一些旅费，便于1934年三十七岁时决然打点行装，告别老母妻儿，孤身出游。费时八个月，历经苏、皖、鲁、晋、豫、陕、川、鄂九省，游嵩山、华山、终南山、太白山、峨嵋山、庐山、混江、三峡等名山大川，行程一万六千余里，历尽艰难险阻，得画稿八百余幅，诗近二百首，并观摩沿途历代刻石书法，胸襟与眼界大开。此举亦少有人实行，可见他追求理想的执着与坚毅。后又两游黄山，在名山大川中体验方法，寻觅新意，尤对山川景色风云气象变化之灵韵深得感情。这对其后来诗、书、画高逸格调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林散之少年时即显出诗才不凡。今尚存其1914年十七岁时自订诗集《方棠三痴生拙稿》，内书目作诗词一百一十六首，以行书或楷书书写，大部分作了修改。其诗文老师评曰：“词旨清婉，用典浑切，凤呜高冈，自非凡响。”其平生，无时无地不在推敲诗作，如病卧时、睡梦中、吃饭时、走路时常不能自控地兴起作诗。甚至在坐马桶时也常沉思，忽觅得佳句急起身提裤去桌上取纸笔记下，以免遗忘，一时传为笑谈。
他在诗词上耗费的心血最多，体会最深，自我评价也最高。他在八十多岁时曾颇为动情他说过：“现在社会上风云变动不定，一切不与人争，只与古人争一地位。这是个目的。诗、书、画，我的诗为第一位。功夫深，用了六七十年心血。尤其‘四人帮’时，家籍被抢烧一空，唯诗稿常在身边，晚上枕头，不让遗失，保存下来，真是苦难重重。自下已蒙各方面努力，存印下来，可以留给后人看看。”
这一番话有两个要点：一是林散之治艺，志在与古人争一地位。他一生奋斗，标尺放在这一高度；二是他自评诗、书、画，以诗为第一。从其所叙保护诗稿的经过，可见其倾注感情之深。《江上诗存·启功序》中盛赞：“老人之诗，胸罗子史，眼寓山川，是曾读万卷书，而行万里路者，发于笔下，浩浩然，随意所之。无雕章琢句之心，有得心应手之乐。”赵朴初题赞中则有“老辣文章见霸才”句，评价极高。
林诗颇近于唐人白居易、宋人杨万里的情调，朴实无华、清淡中见真情。这种意境正与其个性气质相表里。可是，这饱含着老人一生才华与深挚情感的两千几百首旧体诗词，今世又有多少人能品味其妙处呢？但其抒情写意的诗词往往见题于画作上，与画境相辅相成，并臻其妙。或见之于书法作品中，其诗词的意韵成为其书法笔墨、风格的深层内蕴，故其书法艺术的形式美中充溢着浓厚的诗的韵味，此非常人所能及。故可以说，其诗韵乃其书之魂！
林散之十三岁学画人像，并学工笔人物画，后又自学山水画。二十余岁时，其书法工楷书、隶书、行书，工笔人物画师陈者莲、黄慎，山水画宗王烟客、王石谷，在皖东已小有名气。三十二岁时，经其方诗文辞老师张栗庵推介去上海投师黄宾虹，为其艺术生涯中重大转折。黄为诗、书、画、印“四合一”的艺术大师，其山水画尤为海内外所敬服。林从学两年，书画笔墨之道深得教益，眼界大为开阔，见识大为增长。又获读黄师大量藏书，并聆听教诲，学问大进。这两年的收获，对其一生艺术的攀高，具有深远的影响。
解放后，林在中国画上尝试表现现实生活，1955年创作了长卷《江浦春修图》，直接取材于宏大的修圩筑堤工程，饱含着他的切身体验和深挚情感。这幅长卷成为解放后国画界最早反映现实生活的佳作之一。
1963年，林散之应聘为江苏省国画院画师之后，曾与画院同赴苏南、苏北写生。三年间，作画甚勤。1966年“文革”浩劫开始后，所藏大量书籍、字画、碑帖被查抄焚毁，生活动荡不定。1970年全身严重烫伤，险些丧命。此后，他作书较多。而作画，未再外出写生，多追忆往昔写生印象，尤以画黄山烟云景色为多。其用笔与作书同，曲中求直，方圆相兼。水墨则竭尽干湿浓淡的交互变化，表现烟云气象的丰富意趣，从而造就其高出时人的水墨技巧，与其师黄宾虹不同。黄之墨法有苍浑之气，林之墨法则更多灵润之意。他在这一方面深切而独到的体验，施之于草书，为草书开一新境界。而其在写意山水画的意境追求上，景物造型上及布白的奇正、虚实、墨白的处理手法上所获得的深切体会，渗透其书法的字法、章法，又使其书具有了独特的个性趣味。
林散之自述：“余八岁时，开始学艺，未有师承。十六岁从乡亲范培开先生学书。先生授以唐碑，并授安吴执笔悬腕之法，心好习之广又云：“余学书，初从范先生，一变；继从张先生，一变；后从黄先生及远游，一变；方稀之后，又一变矣。”其自我鉴定书法进程为四个阶段。
他从小即勤奋习书。从现存其十七岁时自订诗稿《古棠三痴生拙稿》来看，此时不仅其诗已颇具功力与性情，其小字行草书，以《怀仁集王圣教序》为底，已颇具功力与文人气息，所书甚熟练，然点画用笔较文弱。从这本诗集手稿，可概见其“未有师承”时期至其拜师之初已达到的水平。
谈到从师于范培开所得，他自言：“我用悬腕写字全亏范先生的教导。本来我写字是伏在案上，全用笔拖，不懂也不敢悬腕。从范先生学书后方懂得悬腕之法。悬腕才能用笔活，运转自如。”这一感受十分深刻。不能悬腕，在写诗稿一类的小字时还无大妨碍，若写大一点的字，就不能贯气自如地运笔了。这一教导，使他有了远大的前途。
他又说：“余初学书，由唐入魏，由魏入汉，转而入唐，宋、元，降而明、清，皆所摹习。于汉师《礼器》、《张迁》《孔宙》、《衡方》、《乙瑛》、《曹全》；于魏师《张猛龙》、《贾使君》、《爨龙颜》、《爨宝子》、《嵩高灵庙》、《张黑女》、《崔敬邕》；于晋学《阁帖》；于唐学颜平原。柳诚悬、杨少师、李北海，而于北海学之最久，反复习之。以宋之米氏、元之赵氏、明之王觉斯、董思白诸公，皆力学之。”其学书临古之脉络如此。可见林散之思想开明，是以兼融并取的态度广为取法古人的。他无论碑、帖，无论何家何派，各取其所长。对隶、真、行。草诸体，终其一生，苦心钻研。唯于篆书，他末提及。曾见其所书，亦甚有功力，趣味不凡，笔法得自其师黄宾虹。
林散之曾自言其十六岁写柳公权《玄秘塔》，其结体秀峭，用笔瘦硬，对他后来个性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调。这时，他得到了范培开的指授。十八岁后又从张栗庵学诗古文辞，书法亦获其教导。张氏书宗晋唐，于榕遂良、米海岳尤精至。在法度与文人气息上均对他有很大影响；从其二十余岁时画上题字与真书诗稿《四时读书乐》中分明可见。他又于魏碑下过很大功夫，尤其对《张猛龙碑》用功最多，此碑体态较修长、舒展，点画亦较瘦硬，正可与柳体互补，更增奇姿异态。林书风格主要以此二碑立骨。而他“于李北海学之最久”，所取乃是北海书体势宽博中见紧密，秀中藏拙的意态。
林散之书法总体上说，是以南北朝晋唐碑刻筑基，又从《阁帖》学晋人书，并取法唐、宋、元、明诸名家手札，得其意韵，同时临习汉隶名碑，数十年不辍，故其书刚中见柔，兼有碑之骨、帖之韵，又渗透着汉隶朴拙之意。其书，不仅创作，即临写各体碑帖，凡粗壮风格者，其笔下所临皆趋于瘦硬。他信奉杜甫所谓“书贵瘦硬始通神”的审美观念，这也是其书风格的基本特点。
从师黄宾虹，对其书法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黄氏对笔墨技巧的钻研为现代之冠。林散之论书有“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入圆时更觉方”句，这一笔法原理来自黄宾虹对他的指教与影响。他自师从黄宾虹后，不仅画入其门，书亦得其法。其书用笔与体势在很长时期内颇近于黄体，曲中求直，圆中求方，无论纵横，均不直过，疾涩相应，强调对折钗股、屋漏痕意理的感悟。即晚年所书字形虽不似黄体，但笔法仍守黄书之神髓，可见其善学。
林散之自言：“六十岁前，我游骋于法度之中。六十岁后稍稍有数，就不拘于法。”观其作品，确如其言。大约此前的作品，虽格调、意韵甚好，但用笔与结字均在高度的理性把握之中，观赏时可以感觉得到。六十岁后所书循法度而能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从而有天趣流露，此即其所谓“不拘于法”。大约七十岁后所书，强调个性、追求天趣成为其审美的主导倾向，创作中用笔大为放开，不同状态下作书即有不同的情意介人，故作品一时有一时之气象。八十岁后进入自由之境，作书时已无法度意识，落笔皆随意、随兴为之，出神入化，意趣天成。此时作品，笔墨变化妙不可言，往往不见点画与结字形态之具象，但其虚灵超脱的墨象似无意中受看法度的调控，有无尽的内蕴，令人捉摸不透，玩味不尽。这是林散之书法艺术发展的最高阶段、最高境界。这是足以笑傲于中国书法史的、不同于古今书坛所有大家的独到境界。
林散之中年时代的行书基本面目是米芾、董其昌和黄宾虹的合成。后又钻研王铎的行书与草书。关于他学草书的年龄，其自言：“我到六十岁后才学草书，有许多甘苦体会。没有写碑的底子，不会有成就。”他学书数十年，常写碑，旨在锤炼其书法线条的力度、涩度、厚度与拙朴趣味。所谓“六十岁后才学草书”当指其六十岁后才以草书为专攻。现存他三十余岁时的草书作品已颇见功力，四十余岁所作草书已形成其个人风格的基本模型，大抵为黄宾虹笔法与怀素草书体势相渗透。六十岁后，他将主攻目标转向了草书，对书体中难度最高、艺术抒情性最强的草体作最后的冲刺。以攀登书法艺术的最高峰。
在这最后阶段，他谋求诸家草法的溶合，尤其是将怀素与王铎两家草法加以变通。他对王铎草书有深刻的认识。王铎草书承继二王、怀素，并合以米芾笔法，精熟至极，奇巧至极，真可谓无以复加，走其老路，恐难以再创新境。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加以变长法。其以隶意入草，涵溶于笔墨之间，无一生硬之迹，非深识其书者，难以看破。他以深厚的汉隶功力来改造王铎草法，返熟为生，以拙破巧，从而造就了林散之草体。这是他独具胆识与创意之处，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972年底，《人民中国》杂志选拔现代中国书法精品向日本介绍，林的草书作品得到郭沫若、赵朴初、启功诸位权威人物的高度赞誉，名列榜首，代表现代中国书法的最高水平，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那一幅作品确可以称之为林散之书法衰年变法前期的代表作。其在有意无意间，既循法又破法，随意自如，时出天趣，又恰到好处，令人赞叹不已。
但林散之并末以所获殊荣为满足，他对越来越多的赞扬声和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淡然处之，默不作声地、我行我素地向自己认定的更高境界不懈追求，使其书法在八十岁前后全面进入化境。他在七十人岁时曾有感赋诗一首：“不随世俗任孤行，自喜年来笔墨真。写到灵魂最深处，不知有我更无人。”可见其对性灵境界的追求毫不含糊，他视书法为性情中物，自喜能“写到灵魂最深处”，纯乎真性灵的显现，这是一种“天籁”之境。
他八十三岁时所作论书诗云：“自攫神奇人画图，居心末肯作凡夫。希贤希圣希今方，无我无人无主权。一种虚灵求不昧，几番妙相悟真如。浑然天趣留多少，草绿山中认苾刍。”这亦是进入化境后才能深刻体验到并道得出的心声。他将此诗写作丈二整宣横幅，气势撼人心魄。通幅真气弥满，既雄厚又狂放，用笔亦圆亦方，斩钉截铁，又柔韧有节，变化莫测。其涨墨、浓墨处厚重而不滞，枯笔散锋渴墨处有如烟云腾绕，字形笔画散漫而神意在，内力更强。长锋羊毫在其手中经数十年的运使、研究，创出一套独特的笔法，笔锋的正侧翻转，无不如志，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
笔法与墨法互为作用。林散之从王铎书法中悟得涨墨之妙，又从黄宾虹画法中承取焦墨、渴墨与宿墨法，随其兴致所至，施之于书法创作，其八十岁后作品，有时通幅以浓墨焦墨为之，聚墨处黑而亮，神采夺人，枯墨散锋处一枯再枯，墨似尽而笔仍在擦行，只见笔墨化作虚丝，在似有若无间尤显其意韵、精神之超凡。有时又以宿墨为之，时而墨晕中见有浓墨凝聚，乃运笔之实迹，时而变枯、变淡，笔意一翻转，又变润、变浓。他充分利用长锋羊毫蓄水多、下注慢，便于连续书写的特性，笔毫内所蓄水、墨不匀，即可随笔锋翻转、运笔速度的快慢产生浓淡干湿的无穷变化。
由于这种种技巧的作用，使长锋羊毫在笔画的粗细和点画形态的表现上不易产生很大变化的局限性，通过水墨的丰富变化得到了奇妙的补充，笔法与墨法互补相发，是林散之书法对中国书法技法宝库提供的创造性成果。而这一神奇的技巧，成了其书法化境的重要表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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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被后世
林散之是诗、书、画三绝的艺坛大家。其书震撼中外后不几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很快出现了全面兴盛的局面。林散之的书法，从其审美观到形式技巧都对国内外书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江苏及南京地区的中青年受益尤多。今日南京及江苏中青年书法家总体艺术素质较好、创作水平较强、审美识见较高，有些已成为全国书店的中坚，都直接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得到过他的教导与影响。林散之对现代中国书法艺术事业的贡献，真可谓“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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