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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帝王世表
太祖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耶律氏讳亿字阿保机
太宗孝武惠文皇帝耶律德光
世宗孝和庄宪皇帝耶律阮
穆宗孝安敬正皇帝耶律璟
景宗孝成康靖皇帝耶律贤
圣宗文武大孝宣皇帝耶律隆绪
兴宗神圣孝章皇帝耶律宗真
道宗孝文皇帝耶律洪基
天祚皇帝耶律延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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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化
辽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前期由于国力主要用于向外扩张，采取奴隶制的掠夺式经济，使辽初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直到辽圣宗时期，辽朝的经济才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这无疑是封建化改革的结果。辽朝得燕云十六州后，对中原制度进一步吸收，汉制逐渐完备。辽国的医学成就也很显著，其针灸、切脉诊法、妇产医科、尸体防腐等技术都具有较高水平。
农业和牧业
契丹族的社会生产，大致以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前后为一分界线。在此以前，主要从事游牧，辅以狩猎，过着食兽肉，衣兽皮，车帐为家的生活。旧史有云：“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游牧经济使契丹人拥有一支剽悍劲疾的武装力量。到了遥辇联盟末期，原始的粗放农业已在迭刺部中出现。契丹国建立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均有很大发展，为契丹国东征西讨提供了物质基础。契丹国200多年内，农业和畜牧业始终占着主导地位。农业生产的重心在南部，畜牧业生产的重心在北部，处于中间的奚族故地则为半农半牧区。就其地位说，则前后有差别，大体说来，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中期即辽太宗耶律德光以后至圣宗隆绪前期，是处在农业和畜牧业并举的阶段；晚期即圣宗中期以后，农业逐渐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契丹人经营的，主要还是畜牧业。契丹社会的农业生产，是由于燕云地区大批逃亡或被掠汉人的进入，带来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在今滦河上游一带开垦了许多田地发展起来的。阿保机能统一契丹诸部和建立契丹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这里的农业生产为后盾。取得辽东地区和灭亡渤海国后，获得了农业有相当发展的第二个农业生产区。
938年（辽会同元年），耶律德光从石晋王朝割得人口稠密、农业有高度发展的燕云十六州，使契丹国又增加了一个富饶而广阔的农业区。正是由于上述地区的农业生产为契丹贵族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丰富物品，激发了广大契丹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兴趣，加之契丹国统治者的积极提倡，农业便在契丹社会内蓬勃发展起来。
由于契丹人的分布区，均为干旱少雨之地，故其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麦、糜、黍，亦从回纥人引种了“回纥豆”和西瓜。契丹农业的水平，以下一些数字可帮助了解梗概。977年（辽保宁九年），景宗为援助北汉，曾“赐粟二十万斜”（20万斛粟可能为南部或西南部汉人生产）。圣宗时耶律唐古因在胪朐河“督耕稼”有方，被调屯镇州（治所在今蒙古国布尔根省哈达桑东青托罗盖古城），“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由于辽圣宗积极倡导农业，经过兴宗、道宗两朝，契丹农业进入鼎盛时期。其间，因粮食有余，东京道和上京道的50余城以及“沿边诸州”，都设立了储粮备缺的“和籴仓”，每仓大略储粮有“二三十万硕”。当然，由于契丹人的居住地区皆少雨和无霜期短，畜牧和戍边占去很多劳力，许多从事农业的契丹户又为半农半牧，故对契丹人的种植业所达到的水平，不能估计过高。
畜牧业是契丹人的传统产业，向以畜牧、败渔为稼穑。922年述律后谏止阿保机南攻镇州云“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反映了契丹国初期，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居首要地位。由于畜牧业的兴衰不仅与经济生活有关，且“滋蕃群牧，务在戢兵”，直接对其兵力的强弱，国防的巩固有影响，故契丹统治者建国后在积极引进汉族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推进本民族农业发展的同时，亦未放松对畜牧经济的发展。
1086年（大安二年），道宗耶律洪基因马匹“蕃息多至百万，赏群牧官”，以次进阶升爵，可见其对畜牧业重视的情况。
畜牧生产有公养。私养两种。公养即所谓“群牧”，契丹国设有西路群牧使司。倒塌岭西路群牧使司、浑河北马群司、漠南马群司、漠北滑水马群司、牛群司，下设太保、侍中、敞史等官员管理群牧生产；私养即契丹部民的家庭畜养。畜牧业的全面发展情况，时人没有留下记录。从上述仅官马一项就达到100万匹，可见官养和私养的羊、驼、牛、猪的数量，一定相当可观，特别是作为契丹人肉食的羊，数量当在马匹之上。
契丹畜牧业的发展，有两个因素应该谈到：掠夺邻近民族的牲畜和被征服的属部、属国的纳贡。阿保机在建国前攻克河东、代北九郡，一次就掠回牛、羊、驼、马十余万。建国后，西征突厥、吐浑、沙陀诸部，又获“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
919年北伐乌古部，掠得“牛马、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后来，由于周围诸游牧部族均先后被征服，通过战争掠夺变为从纳贡中获得。规定东丹国年贡马1000匹，女真、直不姑等10000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20000、匹，西夏、室韦、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俪等各300匹……契丹统治者遇有籍口征伐，他们是从来不放过掠夺牲畜的机会的。如圣宗时，耶律斜轸等征女真，一次就掠马20余万匹。上述获得的牲畜，被置于群牧司喂养。
契丹畜牧业的发展，从建国至圣宗时一般讲来是比较平稳的，后来有过起落。影响畜牧业下落的原因有三：一是随着辽朝由盛转衰，国有群牧管理松弛。道宗时，马群太保肖陶隗曾上书：“群牧以少为多，以无为有。上下相蒙，积弊成风。”经过整顿后，牲畜才“岁以蕃息”。二是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牧场缩小，1075年（辽大康元年）耶律乙辛请赐牧地，时为群牧林牙的耶律引吉说过，“今牧地褊陋，畜不蕃息”。三是暴风雪等自然灾害造成大量死亡。历史上屡见不鲜，最严重的几次是在1082年（辽大康八年），因大风雪，“牛羊多死”。次年四月，又因大雪，“马死者十六、七”。肖陶苏斡在辽道宗乾统年间任漠南马群太保，因“大风伤草，马多死”，被免官。由于契丹人经营畜牧业一直是令“其自就水草”，马“蹄毛俱不剪剃”，未越过自生自长阶段，无防御自然灾害能力，不能不使其畜牧业发展受到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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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
契丹人在荒漠的草原上筑起都城、市镇。而其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捺钵（契丹语“行宫”的音译）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辽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使汉人为其开垦农田，形成契丹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辽代的冶铁业发达，发掘出土铁制的农业工具、炊具、马具、手工工具可与中原的产品相媲美。辽代的鎏金、鎏银、染织、造马具、制瓷以及造纸等手工业门类齐全，工艺精湛。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被并列为“天下第一”。陈国公主与驸马墓、耶律羽之墓等贵族墓葬出土的精美金银器都反映出契丹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缸瓦窑村窑是一处目前所知辽代最大的古瓷窑遗址，可生产白釉、单釉和三彩釉瓷以及宫廷所用的官窑器物。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契丹式则仿造本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样式烧造，器类有瓶、壶、盘、碟，造型独具一格。如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乡辽墓出土的双猴绿釉鸡冠壶和龙首绿釉鸡冠壶就是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模式，在壶体侧边作出仿皮革缝制的痕迹，此类壶是契丹民族特有的生活器皿。目前分散到世界各地博物馆，并作为博物馆规模标志的，高达两米的大罗汉瓷像，就是辽代产品，是从河北省易县附近山洞中被外国人盗走的。
教育方面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契丹的诗词既有气势磅礴之句，也有清新优美之词。辽代盛行佛教，从山西应县木塔佛像中发现的丹藏、佛经、和佛画，河北丰润县天宝寺塔发现的佛经，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中发现的佛经，堪称佛教艺术瑰宝。绘画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耶律倍画的《射骑图》、胡环的《卓歇图》、无名氏的《秋林群鹿图》、《丹枫呦鹿图》等名画，均为旷世珍宝。雕塑作品刀法遒劲，栩栩如生。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佛塔和佛寺。山西省灵丘县觉山寺西塔院中的觉山寺塔、北京市天宁寺塔、辽宁省辽阳白塔、海城析木城金塔造型美观，是辽代最流行的密檐塔中的杰出代表作品。河北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兼唐代和宋朝之长处，雄健壮丽。辽的医药久负盛名，《脉诀》和《针灸书》中的治疗方法至今仍应用在临床实践中。
契丹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与汉人迥然不同。服装通常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裤脚放靴筒内。女人袍内著裙，亦穿长筒皮靴。腰外系蹀躞带，上挂金玉、水晶和琥珀等饰件，还有随时可用的火石、筷子、餐具刀等。契丹人发型怪异，无论男女皆髡发。男子在两鬓各留一绺头发，别处的头发全剃光。妇女仅剃沿前额边的头发。契丹人住所为毡帐，皇帝的御帐称为捺钵。婚俗特点是娶亲不论辈分，近亲结婚、离婚和再嫁均不受限制。契丹贵族盛行厚葬，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葬，出土的两套有金花银枕、鎏金银冠、金面具、银丝网络、金花银靴组成的殡葬服饰，完整的体现了贵族的殡葬习俗。耶律羽之墓室豪华富丽,天下奇珍瑰宝尽汇其中。
辽朝契丹人犯法，原有投崖、生瘗(活埋)、射鬼箭(乱箭射死)、木剑(杖背)、大棒、铁骨朵、沙袋(拷打)及鞭、烙(刑讯)等刑。圣宗以后，采用汉人刑名，有死、流、杖、徒四等。死刑有绞、斩、凌迟。
契丹文字
在文化上,契丹人依照汉字创造了两种类型不同的文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据史书记载，契丹原先没有文字，建立的辽王朝后，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需要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曾参照汉字的形体结构，先后创制了两种契丹文字，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用以记录契丹语。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区别不是因为字写得大小，而是因为创制时间的先后和拼音程度的强弱。先创制的拼音制度不太完备的称大字，后创制的拼音形式比较完备的称小字。
公元920年春正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令创制契丹大字，秋9月制成，诏令颁发。这种大字是采用汉字加以简化或增添笔划而成的。解放前辽庆陵出土的“哀册”上所写的文字，都是大字。后来在庆陵壁画上和许多辽代陶器上，也发现这种契丹大字。
契丹小字，据史载是皇子迭刺创制的。解放后，辽宁锦西县狐山辽萧孝忠墓所出土的墓志和义县、建平县所出土的铜器、银器上的契丹文字，就是这种契丹小字。
契丹文字使用了好几百年，但因通读不易，所以并没有深入民间，可是，它极大地影响了西夏和女真文字，是契丹族对文化的一大贡献。
【契丹文字系】字意:此【契丹文字系】字意:如编辑本段]
消失与后裔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扶摇而起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契丹。这个民族建立的大辽国，雄跨长城内外，以今我国北方辽河流域为核心地区，在中华大地轰轰烈烈地拓创了200余年的辉煌，奇迹般地留下一个个惊奇、一个个谜团后，突然消失得杳无踪影。
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家，到耶律延禧于公元1125年被俘辽亡，辽存国共209年。辽灭亡后，阿保机第八世孙耶律大石又于1124年建立了西辽，存国90多年，1218年为元朝所灭。但令人不解的是，伴随着大辽帝国的灭亡，最多时曾拥有120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也随之消失得无踪无影。
那么，这个曾经创造了众多文明的优秀民族到哪里去了呢？
史学界只能推测几百万契丹人的命运大致有三种：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我国史学界以往认为，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它民族之中。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契丹人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但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完全伊斯兰化了。但他们对西方的影响至今仍在，以至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
黄斌在《大辽国史话》中记述了一件有趣的事：13世纪蒙古族南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作使用方法传到阿拉伯国家，此时契丹已灭亡了100余年，但成书于13世纪晚期著名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还把火药配方记为“契丹花”，把管状火器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
达斡尔人是契丹人吗？
是否还有没被其他民族融合的契丹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人源于契丹人的说法，现代学者也认为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我们来到达斡尔人聚居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进行实地采访，发现这里的达斡尔族有许多传说、习俗、语言等，与史料上记载的契丹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及棋盘很相似；达斡尔族至今保持着“同姓可为友，异姓可为婚”的婚俗，同姓间不管疏远了多少代，绝不通婚，这与契丹族同姓不婚的习俗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及其神树与契丹族的祭天及“树君”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过去盛行火葬和风葬，萨满死后将尸体放在木架上，过几年再将遗骨埋入土中。契丹人也是“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两族同属阿尔泰蒙古语系，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相同处；两族都信奉萨满教，“烧饭”致辞骨卜，崇尚黑色，崇拜太阳，行跪拜礼等。
此外，辽代把皇帝的宫帐称为“斡尔朵”，守卫斡尔朵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叫斡尔朵军。皇帝死后，斡尔朵就归守这个皇帝的陵寝。守卫阿保机的军队称“迪斡尔朵”。专家推测，很可能“迪斡尔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达斡尔”。
云南发现了契丹后裔
辽亡时，还有一些契丹人南下或北投大漠，千百年来音信渺茫，踪迹难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距我国北方万里之外的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发现了15万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
据两个研究所1990年以来的调查，这些契丹人就是当年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他们历经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现在，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仍使用契丹小字，统称“本人”。他们的体质特征也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长得比较高大。这些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
在这些契丹人的后代中，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珍藏的《勐板蒋氏家谱》中记载的蒋氏家族变迁史最具有代表性：“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这个家谱清晰地记载了勐板蒋氏家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变过程。
在保山地区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蒋文良家中，还发现一本《施甸长官司族谱》，其开篇记有一首四阕七言诗：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
这首七言诗不仅道出其族源和家族的英雄历史，也点出了“名作姓”的姓氏变化历程。在这本族谱中还插有一幅“青牛白马图”，描绘的是有关契丹起源的古老传说。
在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寨西隅还建有一座祠院，即蒋氏宗祠。祠院呈南北进深，分前后两院，祠院的正门按契丹人的习俗开在东墙上。在祠院东开门楼正面尖顶檐下，篆刻有“耶律”二字，再下是竖方长匾，匾框内有“蒋氏宗祠”四个大字。在门饰柱之间写有一副对联曰：“耶律庭前千株树，莽蒋祠内一堂春。”在祠院内的墙壁上，绘有具有浓郁北方草原风格的彩绘，类似于辽墓出土的壁画，表现出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怀念之情。
近年来，我国专家通过DNA测定，发现云南这些契丹后裔与北方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同源度比较高，并同现今的达斡尔人有很高的同源度，即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从而解开了契丹后裔之迷。
补充：据东北学者考证，辽朝灭亡后，一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流落东北沈阳和蒙古附近，继续过起了游牧生活，后来金朝灭亡，契丹人才开始迁往城市。明朝年间，东北耶律部归顺大明，被赐姓刘、丰等汉姓，后来一部分投降后金，一部分开始西迁至伊朗附近，完全伊斯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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