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儒学是董仲舒天人合一论的基础，自魏晋后逐渐消沉，这是由于公羊儒学中贯穿了大一统，拨乱反正等政治大义，又包含历史变易观点，即著名的公羊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与太平世，三世循环，不断向前发展，而且公羊儒学专讲儒家大义，倡导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无情镇压！
自宋朝起，随着庞大文官体系的建立，统治结构渐趋固化，静态成为治国的常态，理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要求民众安于本份，向天理看齐，即存天理，灭人欲。
何为天理？表面上皇帝是天子，代表着天的意志，即为天理，但皇帝施政离不开文官集团，所以真正的天理是文官集团，这就相当于给文官集团的统治上了一把万年锁，给普通人的精神则上了一道枷锁，以维持统治结构的牢固不变！
从宋明清的更迭而文官集团愈发庞大来看，理学取得了成功，却正是由于这份成功，使得文人已不知忠君爱国为何物，以日渐奴颜婢膝取而代之。
宋朝小皇帝投海，尚有陆秀夫之辈殉死，明朝崇祯上吊煤山，除了个老太监殉死还有谁？
而公羊儒学讲究变化，血腥凌厉，形同于儒学中的法西斯主义，怎么可能为统治者喜欢呢？尤其到了清朝，严格来说，为清庭服务的汉官都属于乱臣贼子，都属于无情镇压与拨乱反正的对象，因此被统治阶层抛弃不足为奇。
但是公羊儒学的进步性显而易见，尤其是拨乱反正，微言大义正是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对于凝聚民族自信心与重塑道德伦理无比重要，义之所在，浩气长存，这才是儒之真谛！
汉朝时的儒生，为了理想与信念，即使刀斧加身，也面不改色，唐朝时的儒生，驰骋边关，碧血染黄沙，宋朝时的儒生，倚香偎翠，风流快活，明朝时的儒生，结党营私，专与皇帝做对，到了清朝儒生，终于演化成了彻头彻尾的奴才与走狗！
历史的走向清晰的表明了儒学的发展是个下降型的通道，连带整个民族的伦理道德也是一朝不如一朝，重铸民族之魂，除了在军事上需要一场接一场的胜利，更重要的，还在于给儒学拨乱反正，王枫已经有了把公羊儒学竖立为标杆的打算。
只不过，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庞大工程，王枫没有时间搞，也没有儒学名家帮他做这种事，所以只能把四书五经暂时放一边，改而以摘录出的警世名言与经典事例勉强充作中国古典文化教育。
在政府中供职的文人虽然已经渐渐脱离了传统文人的范畴，以事功一展抱负，却也不可能接下简化汉字的活，王枫奉行的是高薪养廉，精减人员，人尽其用，不养闲人！
发给你达到中等富户生活水平的薪水，你就得做事，而且还不是一般二般的做，是把人当牛马使用，下班回家基本上都累的不想动，某些有上进心的还得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科学知识，哪有空闲简化汉字？要知识，简化汉字不是拍脑袋就能简化的，必须要符合汉字的演化规律，象型文字的基本要素不能丢，近万汉字能把人的头搞大！
兄妹俩互相看了看，虽然有心接下，却实在是抽不出空，只能强抑下那份冲动，丢了个无比抱歉的眼神给王枫。
王枫也是头疼的很，现代的简体字是可以拿来直接用，但他觉得简化的过了头，最好重搞一下，况且就算他可以凑和着用，近万个字的简繁对照一一列举，也够他喝一壶的，对于这类靠水磨功夫才能出成果的活，他没那么多的耐心，吩咐下去让别人搞才最合适。
只不过，具有相当文字功底的人全部被委以重任，抽不出空，比如盛宣怀的父亲盛康，进士出身，却整天忙碌在田间地头，盛隆也是不好意思去麻烦，毕竟六十多岁的老家伙了，精力有限，而如苏州四富等有文化的商人都忙于投资兴业，多半也不会接下，强行要求或许可以，可是王枫不愿欠下他们的人情。
究竟谁能办呢？
皱着眉头想了好一会儿，王枫试着问道：“盛宣怀，你的弟弟妹妹们都在苏州吧，四书五经学的如何？能识多少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