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932年和平到来以后，安奎利塔斯的平民立马要求议会清偿所有向他们额外征收的赋税，还有在战争最后几年拖欠的债务。过去欠下债务的那批议员，因为急需金钱，又看到平民们不想被拖债，所以他们允诺战争一旦结束，债务就会立刻偿还。但现在这些不负责任议员大多离职了，这个烂摊子就留给了现任议会。现任的议员们为了躲避平民的不满，他们承诺在这三年内，国家将以每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逐渐偿清债务。可这群议员在三年间，只是偿还了很小一笔债务，剩下的，他们想要留给下一届议会解决。
因此，在新一次的议会选举中，很多竞选者发现在自己的任期里，他们必须要处理许多棘手的债务问题，这就使得很多有所畏惧的人放弃了竞争，他们把位置让给了许多本没有资格担任议员的顽劣份子。在这些新当选的新任议员当中，许多都是曾经权贵的子弟们，他们对国家事务只有懵懵懂懂的认识，却一心以为议员是一个发家致富的好职位。所以他们刚刚上任，不是想办法去兑现前任议会的承诺，而是不断尝试着如何迫害异己。人民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忍无可忍，因此他们在保民官的召集下，持续不断地向议会表达不满。
议会中那些年轻的议员轻率地以为，军队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于是他们提出并确立了这样一个法令：议员被允许在非常时刻，拥有数量不等的士兵贴身保护。他们认为有士兵在身边围绕着，暴怒的平民们会出于害怕而放弃自己的要求。这条法令没有经过公民大会和法院的讨论而直接被当年的两位执政官予以通过（为更灵活地应对战争情况，执政官在921年被授予这种权力），因此保民官和平民们更加不满。当军队进城以后，平民们拉扯着士兵的衣服和武器，恳请自己的同胞不要保护那些妄图建立“寡头统治”，剥夺人民自由的恶徒。当所有士兵按照仓促制定的法律，执行起保护议员的命令后，保民官们考虑到自己准备不足，而人民中间又普遍升起恐慌的情绪时，他们解散了所有集会的平民，离开了。
虽然公民大会还有大法官们在随后几天的会议上，反复声明议会制定新法律的不合规矩，可当时议员们满意于看到自己被保护着行走在城市中的情况，因此他们不理会来自其他人的指责。这时候，有几个鲁莽而又年轻的议员好像是因为丰富的想象力，而把被士兵保护的自己看作是荣誉等身的独裁君主。他们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粗暴地推开一切试图阻拦他们的平民，有时候，他们还会指使士兵殴打那些妄图攻击自己的暴徒。由于这些缘故，平民们对议员的愤怒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士兵们也耻于继续执行议会新交给他们的任务。因此在保民官的秘密联络下，士兵们在一天夜里集体离开了安奎利塔斯城，抛弃了那些前些天还依仗自己作威作福的议员。议员们对这一突然的变故大吃一惊，当年的执政官库福尔从一名执旗官手中夺过军旗，站在正准备离去的士兵面前，恳请他们不要抛弃议会，不要违抗安奎利塔斯的法律。直到一个士兵对库福尔说：“放手吧，否则你会被杀死。”害怕的库福尔才跑回到自己家中。
看到士兵离去的安奎利塔斯平民们沸腾起来，他们马上自发地跑到保民官家中，要保民官逮捕所有试图剥夺他们自由的人。当年的保民官们一面安抚平民的情绪，一面带着他们往当年的两位执政官家外聚集。库福尔那时已经被吓坏了，他带着自己的家人跑到了萨克勒山上去；而另一位执政官科塔当时尚不在城中。因此为了安抚躁动的平民们，正在议事会大厅轮值的议员法比奥走了出来，想要发表一篇演讲，可是他还没有说话，就被平民们抬出了会场。法比奥试图从人群外重新挤进来，但又再一次被抬了出去。不过，当人们看到白发苍苍、声名卓著的议员斐波罗斯从家中赶来后，他们自发为斐波罗斯让开一条路，眼看他穿越人群，走到议事会大厅之前的高台上面。在那里，斐波罗斯进行了诚恳的发言，并且逐渐平息了平民们难以抑制的激情。因此有所冷静的人们只是要求议会重新进行选举，他们保证不追究议员们曾经的所作所为。这样，一场近在咫尺的动乱就被斐波罗斯的一番演讲给成功化解了。
新一届议会成立的第一天，他们就开始尝试解决国家的债务问题，而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国家政府仍然没有足够的财富偿还欠下的债务时，斐波罗斯首先做出表率，主动拿出自己的私产填补国家财政的空缺。然后，斐波罗斯用下面一番话劝说当时的议员们：
“尊贵的议员们，我想我应该称呼你们为社会的中坚，当然，其中也包括我在内。然而，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资金丰足，不是因为我们聪明绝顶，不，我们甚至并不比任何一个安奎利塔斯人更优秀，只是我们有此机会。我们有一个机会把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我们亦有责任做到这一切。面对财政枯竭的现状，只有我们最先做出表率，整个国家才会有所醒悟……”
斐波罗斯讲完话后，受到感染的议员们仿效他的做法，以期为国家做出贡献。随后，在议会的带领下，当时国家里最有名的商人们也纷纷自掏腰包，无偿把他们的财富捐赠给国家；一些普通的债权人，也因为受到社会风气的感染，而只向议会索取借出去的本金，放弃那些因长年累积而产生的高额利息。由于众多公民的高尚行动，议会终于在两年内处理掉了所有国家债务。在这一过程中，议会认识到国家财政境况不佳，那些富庶的家庭又保留有过多的财富，所以他们趁着整个安奎利塔斯沉浸在一种无私奉献的风气中时，改革了当时安奎利塔斯的税收制度。这种新的税制，按照公民拥有私产的多少，分别缴纳从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四十不等的税务。在这之前，安奎利塔斯的税制是身份简陋的，因为除了那些没有收入的人以外，所有公民都平等地缴纳百分之十的收入。这项对富人有所不利的新税制得到了普通百姓的热情赞同，不过富人们也想出了许多应对措施，他们把自己的私产平均注册在每个家人和仆从的手中，以使得自己不必缴纳过分的财富――事实上，他们过去也经常这样做，以避免自己的财富过分引人注意。此外，当时的议会还恢复了被佩洛・麦齐纳废弃了一百多年之久的遗产税，以及其他个别的杂税。这一系列的措施令安奎利塔斯财政收入大增，不过与此同时，也滋生了更多的腐败。收税官吏们现在成了一个人人趋之若鹜的公职，这些官吏，通过在任期内中饱私囊，一跃而成为富豪的情况数见不鲜。即使每年都有几个收税官依法伏诛，但仍然止不住剩下的人贪腐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