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时期，武帝宇文邕封高汤为辽东郡公、辽东王。隋文帝即位后，仍封其为高丽王。作为藩属国，高汤在开皇初年不断遣使入隋，称臣纳贡。
隋文帝灭陈统一全国后，高汤大惧，认为隋朝接下来会撤藩，于是“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随时准备迎接隋朝大军。藩属国这种“无礼”的举动，一时激怒了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致书高汤，责问他是何居心，并说：“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句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高汤谢罪后，不久病死，其子高元即位，隋文帝仍不计前嫌地封高元为高丽王。
事情到此，本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圆满结局，但高元却不满足于现有的高句丽王土、百姓，而是满脑子的扩张念头。开皇十八年二月，高元率H万余骑兵侵扰辽西，隋文帝大怒，即命汉王杨谅等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由于粮草不济、疫病流行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原因，水陆两军还没有和高句丽开战就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这时，高元也害怕把事情闹大了，连忙派使者前来谢罪，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隋文帝罢兵，待之如初，但隋朝和高句丽的关系也因此有了隔阂。
隋炀帝即位后，作为藩属国的国君，高元应该亲往长安觐见祝贺，但他却没有这么做，只是派使者前去应付，这让隋炀帝感到很窝火。高元做出此举，是因为他外与突厥、契丹、H主动交好，内部国力大增、军力强悍、国土扩大，以至于产生自大和忘本思想，忘记了自己藩属国的身份地位，居然不把泱泱大隋帝国放在眼里了，这是让隋炀帝无法接受的。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到突厥视察时，无意间看到了高句丽使者在此，就向他宣旨：“朕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告高（句）丽王，宜早来朝，勿自疑惧……苟或不朝，将率军民往巡彼土。”
不料，这种善意而又带有威胁的提醒，却遭到了高元的拒命，于是隋炀帝决定攻打高句丽。从大业八年正月到大业十年二月，隋炀帝连续三次征伐高句丽，但讨伐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前两次大败而归，第三次虽取得胜利，可终究没有收服高句丽。
唐朝初立，曾与高丽互派使者通好。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李渊册封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当时朝鲜半岛并存三个独立国家，北部为高句丽，南部偏东为新罗，南部偏西为百济。其中新罗一直与唐廷保持朝贡关系。
高健武是睿智的，他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工程，他用了十六年的时间在东北自扶余城（注：今吉林四平市以西），南至大海修了一条长达千余里的长城作为屏障，以此作为对抗唐军的本钱
高健武一面修建“长城”作军备，一面加紧进攻百济和新罗，意图将唐朝在朝鲜半岛上的盟国全部扫平，以解后顾之忧，一面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四年（公元621年），七年（公元624年）频繁地遣使朝贡，并且和唐朝互相遣返国人，摆出一幅友好的姿态。到了太宗时代他更是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献上封域图，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派遣太子桓权入朝，并贡献方物。这样的几手动作下来，唐朝虽然有心发兵但是却找不到什么借口，当时打仗尤其讲究一个吊民伐罪，所谓以有道伐无道，高丽的姿态摆得如此之低，这样就阻止了唐朝要发兵的可能。
不得不说，高健武如此动作，在当时其实是对唐朝最好的应对方式。高健武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率五百死士击退杀入平壤城的来护儿大军，他并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可是他清楚的认识到，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隋炀帝时代的中国了，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即使纵观整个中国史也是最为卓越的军事家之一，更何况现在的唐朝名臣良将如云，边患基本被扫平，高丽此时要是再继续桀骜不驯，那么全中国在隋代伐高丽时累积的怒火就将会一古脑降临在高丽的头上，那时再后悔就晚了。
高丽与唐和平相处，一方面是由于唐王朝在建国之初，集中主要军事力量平定突厥、吐谷浑等边疆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无暇顾及高丽。而高丽主动臣服，不需兴兵；另一方面，高丽与隋征战消耗颇多，向唐臣服，赢得稳定、恢复实力是上策。
高丽与唐和好的状态持续到642年（贞观十六年）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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