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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三十五章钱，金融以及我们
范晋显然已经想过了，他点头道：“臣确实疏漏了一项，但这一项本就是循序渐进，跟江南事还隔着一层，臣不认为，非得待此项大成再取江南。”
李肆摇头：“你说的该是金融，可这不是我要说的。”
可单单金融，也是很大一篇文章。
圣道五年起，李肆将内政权交给内阁后，虽还密切关注工业和地方政制，但更多精力却放在了金融一事上。计司依旧由他通过中廷直管，这个计司，其实就是李肆前世，寰宇膜拜，力量穿透位面，打个喷嚏就山摇地动掉飞机的发改委。
英华的计司显然没那么大能耐，主要负责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和监管，以及国家财政管理，而这四年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理顺金融体制。
股市和债券仅仅只是金融领域浮在水面上，最活跃的那一部分，而背后的货币制度和银行体系尤为关键。英华自青田公司时代起，就以青田票行翻搅金融，金融也是李肆最终能立足广东，挟持广东工商跟他一起走上不归路的大杀器。
而后李肆通过开放民间票行，引票行入农税环节，扶持民间金融一路壮大，在圣道三年后，英华的商业银行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不少还上市成为公众企业，英华的金融体制就此扎稳根基。
随后英华金融业就面临着一项重大挑战：货币制度。
英华过去一直沿用传统的货币制度，白银方面采用库平银制，以英华银行库平制为白银货币标准。大宗商货的商业来往，均使用“库平两”计算。实银交割则由各家银行、票行所聘，获得英华银行“库师”资格的人员对各类银锭银块进行勘量估价。
而民间货币则是五花八门，不仅满清时代的铜钱也在用，英华天王府时代所铸的“英华永历通宝”以及后来的“圣道通宝”也在用。
在英华全面推行自有贵金属货币体系的呼声很早就有了，但李肆却迟迟没有推动，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核心一点是，李肆希望跨过多级贵金属货币体系，直接进入到单一贵金属货币体系，为下一步推动信用货币制打好基础。具体目标是，取消铜钱，使用白银主币和贱金属辅币。
就货币制度而言，英华现在落后欧罗巴两个时代，多级贵金属货币，到单一贵金属货币，再到信用货币。
明清时代，中国的多级贵金属货币，也就是银铜制，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简单说，它体现的是两套经济形态。商贾官员的生意、交际，几乎都以白银来往，而乡野小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接触到白银，只是铜钱。白银体现的是外向和上层经济，铜钱体现的是小农经济。两套货币制度并行，白银和铜钱之间的“汇率”也经常变化，给工商发展和经济一体化带来极大不便。
英华立国后，工商兴盛，老百姓接触银子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但这套并行的银铜货币制根深蒂固，光靠政府强行推动，不可能顺利过渡到单一货币制上。
核心问题就在信用上，“约定俗成”就是一种广泛的社会信用，政府信用远远小于这种社会信用，因此不得不依附社会信用。英华至今还在铸造一文和“当十”的圣道通宝，就是这个原因。
李肆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时，还觉得这不是难事，寻常穿越文主角多牛逼啊，大手一挥，铸造大小银元，废止铜钱，问题就解决了，老百姓就乐呵呵地吹着银元到处用了。
圣道五年前后，李肆曾将自行拟定的银元方案下发给计司和英华银行征求意见，核心是通行银元，“废两改元”，结果遭到汹汹反对。由此李肆才明白，这不是游戏，不是异界，是活生生的历史。
除开诸多细节上的问题，其中一项意见让李肆如梦初醒。反对者都认为，皇帝这是让英华币制全面倒向“外洋”，“废两改元”就要丢掉库平银制，而丢掉库平银制的代价，是让本土票行银行利益受损，让经营外洋业务，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服务的外洋票行获益。
这还涉及到了两派利益纷争呢，李肆心中凛然，沉下心来研究，终于有所心得，由此也回想起前世民国时代，民国政府推行“废两改元”的历史。
“外洋”问题，从明末开始一直到清末，在华夏经济发达地区，包括粤闽、江南，甚至湖广，“外洋”在银铜制之间又撑起了一个经济形态。从墨西哥来的西班牙双柱洋、佛头洋，来自荷兰的马钱，来自葡萄牙的十字洋等等外洋，将外向型工商和相关民人卷了进去，其社会信用也有了两三百年的积累。
清末的“龙洋”，以及民国的“袁大头”，基准单位都以双柱洋为标准，含库平银七钱三分或两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枚袁大头就跟库平银七钱三分等值，实际的流通价值，那就得看袁大头的信用好坏。当然，一枚袁大头肯定比七钱三分银子超值，到底超多少，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变，银元和白银的“汇率”一直都在变动。
在清末民初，银元还只是流通货币，不是货币标准。不仅银两没在流通环节废止，在传统的金融帐目上，依旧用的是库平银制，即便是银元，也要折算为库平银的“两”。而新兴的银行，因为业务跟对外经济有关，都以银元为标准，帐目则以银元为基础。
显然，银行基本为西方资本把控，跟以“两”为标准的本土钱庄不是一个路数。
民国时推行“废两改元”，要以“元”为帐目标准，自此之后，中国货币从流通到帐目，整个环节都以“元”为基础，这个基础，这个“元”字，其实就是华夏自金融层面进一步丧失自我的历史写照。
民国时推行“废两改元”，正是本土钱庄和新兴银行之间的角力。冲突最剧烈之处在当时的金融中心上海。因为银两制还未废止，而且为民间一般商业来往所沿用，由银元到银两的折算业务由钱庄把控，票据结算还因为涉及银两，不得不由钱庄把控，而从事银元业务的银行居于从属地位。
民国政府为主导金融，干掉钱庄，大力推动废两改元，最终得偿所愿。从当时来看，确实是便利了金融流动，降低了金融业务成本，有利于社会进步。可放宽视野再看，干掉了本土钱庄后，中国的金融业就此被西方资本把控。
这其实就是一场标准之争，“两”和“元”无所谓先进落后，只是华夏被满清的儒法社会压制，以“两”为标准的本土金融，没有确立起自主统一的金融体系，没有产生出以“两”为单位的统一货币，在流通信用上弱于有统一流通标准的“元”而已，而“元”背后的历史，一路就追溯到了“外洋”身上。
当时为推动“废两改元”，连马寅初这样的人都批判“两”为计重单位，不适于先进金融，是落后的象征。可英镑的“镑”最早也是计重单位，后来转为信用货币，确立了“先进地位”，怎么就没批判这个“镑”呢？
标准决定了食物链的地位，而标准的确立，又跟历史传承有关，一旦你接受了外来的标准，怎么也不可能再爬到食物链顶端。
李肆真要“废两改元”，高兴的就是那些从事银元汇兑业务，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乃至其他洋人服务的票行。因为老外用银元，要跟国内市场折算汇兑，得靠他们中介。现在英华也改用银元为单位，内外一体，他们因为业务成熟，就能握到主导权。
即便李肆不用双柱洋的标准，另行一套银元标准，但这不妨碍西班牙人有样学样。西班牙双柱洋很大程度上就是西班牙专门为大帆船贸易而铸造的银元，如果英华自铸银元，他们完全可以仿铸，由此减少汇率折算的成本。不止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不列颠人以及法兰西人都可以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