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b>禁绝太监，内廷如庶常，腐儒们回过味来，顿时觉得天顶空空荡荡，无所依凭。
自董仲舒尊儒之后，儒教文人一面帮帝王竖起“君权天授”的法统，一面也借着这法统，靠审度帝王家事来把持权柄，毕竟君国一体，天子无私。天子以道德治天下，私德就影响着天下之治，朝臣必然要插手帝王家事。
宋时英宗濮议之争，明时嘉靖大礼仪之争，这是皇帝在跟儒教文人争老爹，虽各有胜败，双方都是大伤元气。明时万历想换太子，也没争过朝臣。帝王的老爹、老婆、儿子等等名分问题，往往就是国政之根。
各派人色都以帝王家事为舞台展开权柄之争，但往往都是朝臣们占了上风。皇权在华夏同族的结构下，总是难敌团结起来的儒教文人，因为他们把持着道德话语权，所以皇帝不得不靠太监、外戚以及反水的朝臣撑腰。直到有异族作后盾的皇权出现，儒教文人才断了脊梁，朝异族皇帝五体投地当奴才，满清皇帝的私事，儒教文人都不敢再发声。
李肆的诉求，看起来跟满清皇帝一样，但手段却大不相同。绝太监一事，事情就不止是宫闱那么简单，没了太监，内廷降格，李肆所言的“不要君父”也落到了实处。不仅腐儒们感觉失了攀住权柄的藤蔓，连屈明洪这样的新儒都觉得，李肆这帝王一矮下来，自己竟然没有了制衡李肆之权的名分出处。
仔细一思量，屈明洪嘶嘶抽凉气，李肆“变君”，初看起来是直追三代之圣，却又蕴着秦始皇都难及之独。不仅是旧儒，他们这些新儒，也从来是以制衡皇权为己任的，如此前景，怎能不让他心惊胆战。
他的恐慌还没扩散开，李肆就燃起了第二把火，李肆说：“还政于相……”
大殿上一片轰然，相是什么？相就是分君权以治天下。君相共治，那是历代儒教文人都梦寐以求的圣贤之政。有了相权，就能制衡皇权。
中廷秘书监的秘书们将一份《国朝政制》的册子发到众人手中，粗粗一看，文臣们心中的那份狂喜消退。这位皇帝陛下果然是不会平白丢出馅饼的。所谓的“相”，并非古时那种替帝王定夺所有国事的宰相，仅仅只是各管一事的执政而已。
李肆称帝后，天王府的架构也随之抬格升位，臣们还满册子找着类似“内阁”这样的机构，不管是大学士也好，还是执政也好，什么事都不具体管，但什么事都要总管，那才是相嘛，可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国政架构。
枢密院是管军事的，这个是复宋制，暂且不谈。三省竟然是真三省，不是以前的虚三省，实六部，这就很是稀奇了。说是复古吧，可中书省却管着工商总署、文教总署、医卫总署等等，凡是天王府时期的新兴事务，都划拉到了中书省，这完全是旧瓶装新酒嘛。
中书省和尚书省之分，李肆早有定计。原本天王府的架构就是一套双轨制，现在不过是放大而已。尚书省承担的是安定社会的职责，特别注重对国家落后生产力部分的掌控和照管。而中书省则是面向工商、文教、医卫等新兴事业，也就是先进生产力的部分，工作重点在于扶持和监管。
不止在中央是一套双轨制，现在英华治下的地方也是一套双轨制。广东一省行的是官府下乡体制，而广东之外各省，还只对明清旧制进行削改，重点放在稳定社会上，并没有大力推动官府下乡和工商新制。
行此双轨制也是权宜之计，在中央，新政还不成体系，旧政皇权影子太重，所以只能暂时分开。而在地方，推行新政的人才不足，管控难以到位，也只能新旧并行。
当然，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隔开新旧，让新政能尽量减少牵绊，让广东借新政吸聚周边资源，凝聚出华夏转型的足够动力，双轨制也是必须的。
双轨制毕竟是过渡制度，期间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李肆的关注重点就在这上面。而朝臣们却是没认识到如此深度，就顾着去看各自的职责变化。
各自找到了答案，文臣们都一阵头晕，原本还因自己升了户部侍郎而满心自得的屈明洪也像是泄了气的鱼泡，整个人顿时萎靡下来。
六部虽还在，职责却已面目全非。刑部只管治安捕盗，兵部只管到已改名“卫军”的内卫，以及军备杂事，礼部不说了，已是个庙子，原本职权最重的吏部，却只负责官员档案和福利，沦为一个清水衙门。而屈明洪所在的户部，只管田亩钱粮事以及救灾抚恤一类的厚生事项，工商之事，一根指头都插不了。相反，工部却成了六部中事权最重的一部，除了原本的营造、河工之事，其中的营造从过去只限于皇室和朝廷之事，扩展为治下州县所有大宗土建工程的管理。
大殿上翻书声不绝于耳，大家都在找六部被削掉的那些职权，又划到了哪些部门管，特别是选官、财政和法务事，这可是国政根基。
找到了，选官被归在了文教总署下，因为科举事也被划到了这个总署。财政则是归在计司，这个计司，跟掌管律法的法司，以及负责沟通三省各部署院寺监的通政司，三司直接跟中廷秘书监对接，也就是说，这三司归李肆直接管。
普仁殿里又炸了锅，如此政务架构，在朝臣们看来，用人、工商财税乃至国法都归于李肆本人，而李肆是通过秘书监来掌握国事的，岂不是中廷秘书监成了有实无名的内阁？秘书监人选还是李肆自定，又谈什么还政于相？
“秘书监无红黄之责，而且朕直管三司，不过是我英华初开的权宜之计……”
李肆所说的红黄，是说的贴黄和批红，贴黄是上奏事务由阁臣拟定处理意见，也就是票拟，批红则是皇帝批示最终结果。
这回答大家都还不满意，前明按祖制，太监也没批红之权，可后面的皇帝说有就有了，于是太监代替皇帝批示奏章，就成了明政一大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