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又当发草时
“发草”在湖南人的眼中是个不洁但却又高雅的字眼。它的不洁似乎只归女人独享。如说某个女人不正派去勾引男人，或者对自己的女儿闹着“吵嫁”，就有议论了。我们湖南人有个习惯，在发此种议论之前，先要在鼻子里发出“哼哼”的几声响，而后才有语言：这只狗婆子（也有说成猪婆子的）发草了。发草就是发情，本来是专指雌性动物的，现在却指人，女人。人类知羞不知足，动物知足不知羞，湖南人将不知足和不知羞拼成一顶帽子――“发草”，戴在不守规矩女人的头上，比右派帽子不会轻。但我们湖南人又很仁慈很高雅很有君子风度，即使说女人，也不直指其人，而是拿母狗母猪说事，这叫做不伤及同类。不像外省人指名道姓骂，骂得那么粗野难听――发骚。
若干年前，我们都喜欢发草，男女老少都喜欢、都盼望着发草。一到发草的这一天，一定天气晴和，男男女女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打打闹闹，特别亢奋，就等着那一刻的到来。但千万别误会，此发草不是彼发草，不是聚在一起发情。如果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发情，就真太“那个”了点，政府是不会允许的。这个发草指的是分发稻草。
那个年代国家很穷，就是说的一穷二白。所有的生活物质都非常匮乏，因此就实行凭票供应。中国人真是绝顶的聪明，当年各种票证一夜之间就就把它发明出来了，事隔四五十年了，现在我还能记得出当年的一些票证来：粮票、布票、食油票、煤油票、棉花票、肥皂票、火柴票……有记性好的能数出四五十种票来。想要置一床新棉被吧，全家的棉花票集中到一起是远远不够的。我读中学是寄宿，带去的棉被不知道是哪一代祖宗传下来的，硬得拐不得弯，睡进去就像睡在竹筒子里，更别提还有什么垫絮了。我们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校领导怕冻坏我们这些花朵，怕未来都是一些病壳子，就发草，每人发一把稻草当垫絮。垫上稻草后我们感到很温暖很幸福，所以我们这些花朵至今还在努力地开放着呢。
后来参加工作了，每到现在这个季节，组织上一定会给我们送温暖的――发草。农民用独轮土车送来的稻草，多半是由某女同志掌称分发。女同志细心，经过无数次买小菜讨价还价的锻炼，她们分辨得出称杆上的几两几钱来。发草的这一天，单位里一定很热闹，戏谑之声满天飞。一个个笑咪咪的，你说我发草，我说你发草，就连平日严肃不过的支部书记，大家也会聊他一下：书记，你发草了没有？书记此时也会与民同乐，撑开轻易不撑开的笑脸说：发草了。在这个季节里，满街都会散落一些稻草，你就知道，全市人民都发草了。
小平先生的改革开放使全国人民富裕起来了，单位再不发草了而改发更值钱的物资，再后来干脆改成发现金。据说上海、北京有的部门一次发十万二十万上百万的。钱多了怎么使？首先考虑的是床铺。垫子一律席梦思，席梦思上再铺上鸭绒的、水鸟的、羊毛的、驼毛的、海绵的垫子，从此把曾经培育过祖国花朵的稻草彻底抛弃了也彻底忘记了。说起来还真让人要掉眼泪，我们共和国的创始人，还从来没有睡过这种毛啊绒啊垫起来的床铺，他老人家一生都是睡的的木板床！
富裕比贫穷好，但富贵也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恐怖和忧虑，那就是富贵病。最先享受富裕的人，很多人也最先享受到了富贵病。什么“三高”、冠心病、肥胖症，等等，富裕的男士们大多肚皮鼓出来，像身怀六甲，富裕的女士们一个个像水桶，富家的少年儿童，祖国的花朵已不像花朵而像南瓜了。这又以首善之区北京市为最。如果你站在北京街头，看到一家老少走在一起，走路都呈企鹅状，一拐一拐的都喘着粗气，咳，不用说，富贵家庭富贵病。据报载，北京十个儿童中有三点五个是胖小子，跑不动，弯不得腰。如果将来当兵上前线，不被敌人生擒活捉才怪呢！
前几天，我去拜访一位老师，老师知道我怕冷，连忙拿他买来的两床被子向我介绍。我捏了捏，那哪是被子，薄得就像两层布。他看我满脸狐疑，解释说，其实很暖和的。再问价，一床五千多元，一床九百多元。当下我就想，我宁可拿这六千多元去买六十床棉絮被，垫三十床，盖三十床，就是到北极也不会被冻死的。我的那位敬爱的老师从不妄言瞎说，人很实在，绝不会重演皇帝的新装的戏；他学问做得很好，却不通庶务。他可能不知道，凡血压偏高的人都不怕冷，晚上盖多了会出汗。他的血压就偏高，他睡这种被子当然就会有其暖也融融、其乐也融融的感觉。而我生得贱，血压几十年来都恒定在一个地方，死不改变，如果我睡他那种被子，我这朵多少还有点可爱的祖国的老花朵，不要多久就会凋谢枯萎，我的妻、儿就要拎着把小锄头成为葬花人了。
如今虽然乘宝马衣轻裘锦衣玉食的人多起来了，但垫稻草盖寡絮的还不少。我大概太顽固太守旧，仍然怀恋发草的时代。那时候真是道不拾遗――没有值钱的东西会遗落，夜不闭户――家徒四壁没有东西可偷，但人们相安无事，好象也活得有滋有味。那是不患寡只患不均的时代，那个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如今总觉得多了一些什么，又少了一些什么，怪不是滋味的。因此，我每每又在心里呼唤：领导，你还是发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