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伯您太客气了。”
文武看到我来了，出来跟我打了声招呼。
虽然看的出他很坚强，但疲惫和憔悴已经让他那肥硕的身躯招架不住。
我过去跟他握手以示安慰：“有什么需要帮忙可以告诉我。”
他点头，没有多说话。
文武不是一个好警察，却是一个好玩的警察，小时候他帮我们偷梨的事情我记得一清二楚。
果园里一支梨树枝桠出墙来，挂在上面的性感丰满的雪梨使劲儿勾引我们。我们想一定要吃到这梨，于是用尽一切办法，用石头砸，用竹竿敲，都不成功，心里猴急。
文武看到了，说帮我们摘。他肥胖的身体拼命往上蹦，全身的肉像果冻晃悠悠，跳不了几下气便喘吁吁。
最后梨没有摘到，累得满头大汗，开始破口大骂梨树，嚷着要跟梨树的奶奶发生**关系。
果园主人听到文武的叫骂声，探出头来查看，一看到文武，问：“文胖子，你骂哪样？”
“你看看，这家这树枝桠都支到路上来了，妨碍行人了，要锯掉。”文武说。
文武至少是个警察，说话跟茶馆里满嘴放屁的人不一样，是有法律效力的。果园主人虽然心疼，但嘴里应着：“好啦好啦，明天就锯掉。”
“不行，现在必须锯掉，你没空我帮你。”
果园主人搬出人字梯和锯子，文武二话不说，拿着锯子爬山去三下五除二地把那枝桠给锯下来了扔给我们。
这树枝向阳，上面的结的果子甘甜多汁，迄今为止，我似乎都没有吃到过那么好吃的梨。
桥边镇的山水养人，这么多年从来无一例癌症，还养出了以张兵和文武为首的胖子。不过，土豪张兵一家早搬成都去了，长大后便没有这家人的消息。
“长大”，我将之视为贬义词，越长大，越谨慎，越现实，越狡猾。
我们总是想把他人变成自己手里的行货，把世界分类归档成自己的收藏，不再有精神探索和灵魂冒险，不再相信单纯和真实的存在。
但人不能不长大，电影《铁皮鼓》里面的小奥斯卡诠释了拒绝成长的残忍。我宁愿小奥斯卡像我一样，走出去接受社会的残酷、人性的黑暗，慢慢长大。
父母没有告诉我社会多凶险，只告诉我与人为善，你怎么对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怎么反作用于你。
有时我又想，不是每个人都想尔虞我诈，清清白白的文武从来没有得罪过谁，他的女儿凭空消失，不管谁遇到这种事，都会重估和自问，究竟谁在维护这世界的平衡，主持着公平正义？自己成为受害者时，谁还敢高唱“这世界充满爱”？
回家时，路过小镇的保管室，几件废弃的大屋，成了麻雀和小野兽的快捷酒店。
那里曾经发生过很多故事，在那个奇异的年代，人斗人，人整人，都在这里发生。
屋檐下那个大喇叭还没有被拆掉，破烂不堪。曾经，上级的命令、指示、计划以及比较有鼓动性的新闻都经过这个喇叭传达到人们的耳朵里。这喇叭曾操控着桥边镇和中国的历史。
1971年底，一个惊人的新闻从喇叭里面传出，让幽闭的小镇沸腾起来。叛国贼乘坐的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坠毁，叛国贼以及其妻子身亡。而这叛国贼，人们还在昨天出工的宣誓大会上祝他“万寿无疆”。
1976年9月，喇叭里又传出了一个沉重的消息：伟大的主席在北京逝世。当时，我的母亲正和一群女孩在山上割草，听到这个消息，她们马上把背篓和镰刀扔下跑回家里，整个世界早已被哭声和泪水包围。
镇上设立了灵堂，人们撕心裂肺地哭泣，在哭泣中告别了一个时代。
再后来，保管室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几间屋子空堆满了杂物，长满了杂草，一厢情愿的人编出了这样的故事，说晚上这里冤魂出没，以前被斗死的人会现身喊冤。
世事变迁，几多荒谬，都消散在了空气和泥土里。
小时候，F4经常来保管室捉耗子玩。考上大学那个暑假，我们在保管室里搞了一个盛大的BBQ派对，欢声笑语，似乎尽在耳边。付文心对我说，那是她玩得最开心的一天。
如果当初我们四个不在河边喝血酒、发毒誓，不去北京，不遇到那么多人和事，一辈子在小镇终老，过真实平淡的生活，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探险？所有人结局又会是怎么样的心花怒放抑或平淡窒息？
晚上回到家，拿出笔记本电脑开始创作小说。
脑子里飞腾着发生在北京的点点滴滴，又想到文武的女儿失踪的谜团，心绪无法宁静，呆看着屏幕如同思想便秘，一个字都敲不出来。
打开窗户，借着微弱的天的光辉，看到阿姆山的山脊线依稀可辨。孤傲的阿姆山漠视着芸芸众生的疾苦，无动于衷。
我想到了小时候舅舅经常带我去山上，攀上高树遥望风景，对着大山嚎叫。
这里的山水有着眷恋生命的本质，同样，恶也会在被眷恋中渐渐滋生，就像最先的魔鬼是堕落的天使一样。
不管我相不相信，这里的花花草草总散发着微弱的信息提示着我，镇上隐藏着一个残害儿童的恶魔，他的罪在绵长的岁月里扩散，深深浸入小镇的肌体。他正在黑暗处凝视着一切，狰狞着，嘲笑着毫无头绪的人。
我必须找出这个人，让其为罪孽付出代价，这无形中成了我回归桥边镇的使命之一。
思绪纷飞，开始坠入回忆之网。罪与罚的审判，谁都逃不掉。<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