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从语言的角度，嘲讽是一种高级的说话技巧，可以是指桑骂槐，可以是声东击西，也可以是不露痕迹地反映一些难以启齿的腌脏，而不只是揶揄挖苦，更不是轻蔑嫉妒、火上浇油。
如此一般的代表人物有委婉点出君王脱离民众、宠幸谗臣、迷恋酒色的邹忌，有如手术刀般精准剖析黑暗动荡年代落后国民麻木不仁、蒙昧无知的国民先生鲁迅，还有许多极具文化修养、德高望重的读书人。他们大多不是巧舌如簧的无知小人，也并非是逢迎谄媚之徒，更不是没有真才实学、不接地气的所谓文人。他们只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多少端着几分文化人架子，故而骂得不直接、不粗俗，不失风度，以便和民风淳朴剽悍的刁民区别开来，以便和整日生活在污言秽语中的底层人区别开来，或许他们从未意识到这一点，即他们并没有在身份上看不起别人，只不过对于不符合自己喜好的动作行为反应会激烈些。故而民国的报纸上多见一个个声名斐然的文人大家相互挖苦，甚至直接写文对骂，那便是文人吵架的架势，也是民国文坛一桩为人乐道的趣事。鲁迅先生是一股清流，因为他虽然经常会携带个人情绪去嘲讽一下个别无病呻吟的作者，或个别他不喜的人物，但他的杂文和小说从来不会因为个人的情绪而有失偏颇，所以他笔下的鞭子才会一下一下地抽到当时时代之痛处。邹忌讽齐王纳谏，则更多是一种官场的说话艺术。在那个帝王掌管世人生死大权、降黜拔擢的时代，在那个与人交际如履薄冰的时代，邹忌的讽谏方式可谓是极其聪明的，故而侧面说明情商的重要性。
近现代以来，嘲讽艺术再找不出如鲁迅先生那样简单直白又立竿见影的标志之作，倒不是因为文字环境太过于拘束，相反地，其实如今的话语自由权利是民国渴求不来的，只不过是少了一些如鲁迅先生那样有趣又简单的人。这个时代的学者和文人多是专心致志搞学术研究之人，亦或者是一些努力营生糊口的人，大受现代相互尊重习性的影响，批评柔和得多，平静得多，言简意赅、鞭辟入里的文字很少看见了，故弄玄虚和绵软无力的文字篇章倒是不少。这样过于周正中庸的结果是文坛里大家隐士于闹事俗尘潜心创作，小人物粉墨登场逗人捧腹，以至于传统文学在中国发展得举步维艰，这在网络文学风靡无二的当下更是如此。当然，这个文人环境中还是会有难得的统一时刻的，至少有一个人常年活在文人的吐槽之中的，那便是青春文学代表人物——郭敬明。郭敬明是有文学才气的，其文笔尚佳，讲故事的本领也不差，只不过成名太早，后来也就不好好写文字，转向输出符合年轻人趣味的文化产品去了。郭在年轻人群体里是极受欢迎的，因为其小说中恰如其分的感伤很能触动青年人细微波动的神经，而故事主题又总是爱情啦友情啦，这些文学永恒不变的常青藤，情节又不拘于俗套，故而作为流行读物而言，其实挑不出太多毛病。只不过流行就意味着其创作目的是为了迎合读者喜好，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创作，是可以量产的商品，套路是一样的。先前可能还有人美滋滋地买账，久而久之就会习惯，甚至于是厌倦，在诸多同质化的产品大潮中便也是被淹没了。遭遇这般困境是所有作家最爱也是最怕的事情。一方面，很多初出茅庐的新手都需要找到一条路子走，都需要找一个受众耳熟能详的标签来表率自己的特点；另一方面，当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小有成就时，他如果不突破，不转型就会被长久形成的标签束缚住，也极有可能被新兴的人取而代之。转型意味着撕去标签，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作为商人而言，多数人会选择稳健地收割固定受众，而不愿意转型，而这样的人的作品大多就是流水线上的产物，只能贩卖所谓的故人情怀。遭遇如此困境的人有很多，常年陪跑诺贝尔文学奖的村上春树就是如此；立志成为成功商人的唐家三少也是如此。文下题材、主题、文风都一如既往地偏向于青春爱情的村上春树，在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文学魅力之后，也离“授予为人类文学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诺贝尔文学奖越发地远了。长期苦心耕耘塑造的个人风格和不断寻求主题上、内容上的突破的文学异质化，似乎是文学乃至于所有艺术领域的一个悖论，而恰巧是这个悖论，不断推动着人类文学的不断发展。
2021年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一件有趣的帖子，议论的主角是贾平凹之女贾浅浅，内容是说她的诗作极其粗鄙不堪，竟然搬上台面。我心想可能是诗作的确粗糙不堪，故而才会招致骂声。于是我找出那首名为《朗朗》的诗，读完，良久不语，一边在品味，一边在思考。
诗作的文笔水平不高，至少从审美情趣上来说，很不符合人们对词语和文法的期待，我个人也这样觉得。至于内容而言，表达很不同寻常，不能说很惊世骇俗，但还是很大胆，如果没有最后一句，如果主角不是孩子，这首诗算不得什么可爱的作品。但是因为主角是孩子，因为最后一句的形容很有趣，故而还可以理解。让我对这首诗印象如此深刻的，不是这首诗的内容，而是各种评论。有人说此诗开了什么什么的先河，极具艺术价值；有人说此诗污染了中国文坛，像贾浅浅之流应该从中国文坛除名；也有人深谋远虑般觉得中国文坛长此以往危矣，更有甚者说贾浅浅能火都是依托父亲的名气，乃至于批判起了贾平凹的人品，各种各样的言论似乎个个义愤填膺得巴不得写个长篇出来斥骂。而主角本人也回应过为中国文学之前途而忧心忡忡的群众，只不过在鼎沸的人声中，不仅没有说清楚问题之所在，反而激起了更汹涌的谩骂。这本是新闻媒体哗众取宠的噱头，不知为何却激起不小震荡，可是在风头褪去之后，那些咒骂谴责的人不知道又跑到哪里去了，那些对中国文坛爱之深责之切的仁人志士也不知又去哪里继续唇枪舌战了，只至于连个正儿八经的出来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时代的骂战骂得群情激奋，骂得涕泗横流，骂得别开生面，可不见骂得字字珠玑者，更不见为不平和落后而发声的人。这便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明明是太平盛世，明明拥有着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丰饶的物质基础，明明拥有着庞大的人口基数，却是没有形成一种属于现代风格的中国文学。怪不得余秋雨先生曾在《中国文脉》中便感叹道“中国文脉自民国之后，进步极少，而突破寥寥”。尽管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文人独有的崇古贬今情丝，但是批评总体而言还是十分中肯的。
文人自古是愤世嫉俗的，无论是壮志难酬的风流才子，还是忧国忧民的朴实文章，故而讽刺在文学中极为常用，用法也多种多样，精彩的文章更是多如牛毛。除去世杰上最经典的，如契诃夫、鲁迅等大家的文章，其余出自小众群体的尚佳的文章我也读过不少，如《透明的屋顶》、《十字勋章》，还有一篇写留守儿童的，不过忘了文章名字。黑色幽默的电影也不少，《驴欢水》、《寻夫记》、《我是余欢水》、《十一回》等是其中较为优秀的，演员的表演很精彩，剧本质量也经得起考磨，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尚佳，但是就商业性而言，不符合个人对于大场面、大事件、大制作的期待，所以始终不入流，没有激起什么水花。偶尔跳出来几个营销号控诉“人民失去审美能力”、“好演员没有前途”什么的，标题取得极为吸引眼球，但是分析却极为片面，没有谈到核心问题，几句牢骚过后便没了后续。而这样的帖子在热度过去之后，便了无踪迹。当然，喜剧方面，周星驰和开心麻花的作品也无时不刻地透露着一种反讽文学所有的辛愁之感。姜文、葛优的作品也常见讽刺，不过不是小家碧玉风格，粗犷一些，仍是不错。喜剧和纯粹的讽刺文学比起来，反讽要来得轻巧得多，形式上也更容易为人所接受，但是正是太过于春风化雨以至于人们常常被幽默的语言、形象和令人捧腹的情节所吸引，而忽略了剧作中意味深长的讽刺，也就是常说的领悟到第一层却悟不到深层含义。多数人是前者，而接受过系统理论学习的人可能会在思考之后想得远一些。而讽刺文学语言中迅疾的戾气来得直白辛辣得多，以至于不那么讨喜，甚至令人讨厌。人们喜欢听好话，喜欢看别人的笑话，就是不愿意听别人对自己的批评。而很多写作的人为了迎合读者群众的口味，一般也不会选择讽刺，对于很多阴暗的东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选择明哲保身。以至于其实几千年以来，留下来的讽刺代表作只堪堪有《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而《西游记》，《水浒传》由于暗喻太过，故只能算半部，这是传统文学的一大憾事。如果这就是传统文学最大的窘境，可能不会有人担忧，不会有人感慨，因为遗憾大多都是精益求精的借口，而不是摇尾乞怜的慈悲，但现在的事实是中国传统文学所面临的问题不止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