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由军政府控制的缅甸，已宣布限制国人进入北部。我们天真地计划，为突破这一障碍，轻装不带背夫，由西藏快速、非法穿越边境到达开加博峰山区。我们先飞到拉萨，携带帆布包潜入对外国人亦封闭的缅北东部，搭乘卡车并谈到如何通过检查点。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总算到达了开加博峰山区附近的基地。雷南、郭大勇、闵建行三人患上了腮腺炎，身体不适，不得不回国，只留下宋维维和我登山。在开加博峰北侧，我们食物用尽，不得不下山到一个佤族村庄。在那里，我们被缅军拘留和询问，最后签署了“不当行为”的四页的悔过书并被驱逐出境。
两年后让我懊恼的是，缅甸政府允许东瀛登山家攀登开加博峰。东瀛登山家竹下登是一位厉害的喜马拉雅登山老将，竹下登二十二岁成为第一个从北侧攀登珠峰的人。他曾在十年前两次攀登开加博峰失败，但在去年，竹下登与缅甸出生的登山家尼玛成功登上了开加博峰。他告诉亚洲时报：‘可以说开加博峰绝对是世界上最难攀登和最危险的山脉之一，我从来没有感到像这次攀登时那样的恐惧。’
竹下登发表了他的详细的探险经历，但他并没有使用GPS测量顶峰的海拔高度，因此开加博峰的准确高度仍然是不确定的。年轻并自信的我们----雷南、郭大勇、闵建行和我曾谈到了重返开加博峰，遗憾地是，我们的登山队长宋维维已经转移到不同的冒险登山故事中，已经不可能与我们汇合。宋维维与他的另外三个兄弟，在前不久死于一次探险活动。在北冰洋，一头座头鲸砸在他们的船上，落水后他们都因体温过低而丧生。宋维维留下了妻子和一个孩子，我们也很长时间都没有从悲剧中彻底恢复。
不过，北大探险队没有终结他们的北极探险任务，邀请我们一起攀登冰山，我们以攀登开加博峰为由谢绝了。首先，我们要穿越大半个缅甸。从仰光，我们乘通宵巴士到蒲甘，然后乘船渡过伊洛瓦底江到曼德勒，在那里我们坐上不停晃动的火车，它好像随时都会脱轨。在密支那我们登上了飞机，其中一个旅客的随身行李中竟然有一支AK-47。在克钦邦最北部的葡萄镇，因为我们的登山许可证需要缅北政府军审批，我们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了五天。最后还是感动了当地政府，他们给了我们攀登许可证，我们把装备放到摩托车的拖车上，跑了三天，越过翻腾的溪流和充满泥浆的土路，有些道路只能步行通过。然后通过潮湿、阴暗的丛林，开始了一百五十公里长途跋涉到达开加博峰脚下。在茂密的森林中，太阳透过树冠投下暗淡的绿色光芒。整整两个星期，我们沿着这条隧道般的小径行走，不断地攀绝壁、下陡坡，就像一百年前金登.沃德那样。
我们睡在佤人架空搭建的竹寮中。虽然佤人以玉石、黄金和非法采伐而著名，但此处居住的遥远的北方居民主要靠养猪、养鸡和种植小块水稻为生。
在第一天徒步通过丛林时，唯一的女队员雷南几乎被蛇攻击。她看到它盘绕在路上，于是想跃过它。蛇头不停地摆动，黑色的舌头不断吐出。除了闵建行，我们都保持距离，闵建行跪了下来并开始拍照。他宣称，这是一条白唇蝮蛇。这是我们来到缅甸之前，毒理学家闵建行已经警告过我们的十几种毒蛇之一。如果我们中的一人被咬伤，毒液会导致鼻孔、眼睛、牙龈、直肠出血，结果可能是致命的。我们带了两种抗蛇毒血清，一种用于毒蛇，另一种用于眼镜蛇和金环蛇。但闵建行警告我们，在丛林中依靠抗蛇毒血清纯粹是冒险。危险性较低的是水蛭。当推开潮湿的树枝以穿过溪流时，它们落到我们的脖子、脚和腿上。一整天，我们不断地从我们的皮肤上，拿下它们因吸满血液而肿胀的身体，并留下好几个星期未能完全愈合的咬伤。再就是蜘蛛。我们不断推开如渔网大小的蜘蛛网。一些蜘蛛露出的獠牙如此之大，从几丈开外就能看到。
在万挠，当地人亦不能幸免于丛林中的变幻莫测。在一个村庄里，一个悲痛欲绝的母亲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尖叫的孩子，她小小的身体因叮咬感染浮肿。雷南和闵建行把消炎药膏涂在她的胳膊、腿和脸上。当我问什么使得孩子变这样，一个部落长老对我说，“这里的每个人要么得到幸福，要么死亡。”
我们最年轻的背夫之一是一个约19岁的男孩，她的腿由于被叮咬而伤痕累累，皮肤粗糙类似于蟾蜍。他是三个年龄相仿的背夫之一，还有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一起为我们搬运装备。我们真的羞于雇佣他们，但我们需要雇用任何可以找到的人。他们都工作熟练且有效率。我们从一个村庄雇佣背夫，以帮助我们达到下一个村庄。有些人为我们工作了几天，也有其他人只是几个小时。有时，他们会一言不发便抛弃我们，在夜间悄悄溜走。
事实是，我们携带了太多的东西，如照相机和照明设备，笔记本电脑，备用电池，甚至两架无人机以拍摄空中镜头，这些都是现代探险队的随身用品。但是如果没有足够强的后勤保障，所有这一切都是无用的。于是在通过沿途的村庄时，我们开始放弃一些东西，拿这些东西可以换一些食品。
沿着这条小道，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当地人，愿以每天一百元人民币，即两倍于当地的工资为我们服务。但是，当我们在今年的秋天到达时，开加博峰已经不大可能成为头版新闻了。